讀小學的時候，我們最喜歡下雨天的體育課，因為室外無法活動，體育老師每次都會給我們講講不完的新鮮故事。興許老師是個“三國迷”，講起故事來總離不開諸葛孔明，從三顧茅廬講到草船借箭，又從空城計講到八陣圖，雖然比不上評書藝人的精彩，但自小就給我們留下了“千古一人”的諸葛形像。參加工作以後，每有機會到成都，總要到武侯祠去瞻仰一番，那是一種出自內心的景仰與崇敬。武侯祠位於成都南門武侯祠大街，是西晉末年十六國的成（漢）李雄為紀念三國時蜀漢丞相武鄉候諸葛亮所建的祠堂，當初與蜀先主劉備昭烈廟相鄰，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了。從唐代詩人杜甫的“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的詩句推斷，祠堂到唐代已具相當規模，古柏蔥郁，殿宇宏偉，青瓦紅牆，環境幽雅。一千多年來，武侯祠幾經毀損，幾度重建，屢有變遷。屢建是因為民心的愛戴，遷則因為“三綱五常”的從中作梗：武候祠香煙繚繞，先主廟鬼冷冰清，君為臣綱的體面掃地。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兒子朱椿任蜀王時時，就將武侯祠搬進了祭祀劉備的“漢昭烈廟”，大門橫額書曰“漢昭烈廟”。明代末年，祠廟毀於戰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重建時，以前後兩大殿分祀劉備與諸葛亮，形成了君臣合廟的特有格局，其實君臣合廟並非武侯祠獨有，獨特之處乃在二殿分祀。歷朝歷代的帝王廟宇中，臣子不能也不允許與帝王分庭抗禮，縱有天大的功勞能夠作為帝王的配祀已是莫大的榮耀，漢初的凌煙閣、唐初李世民的昭陵莫不因循此例。而諸葛武侯能有如此之地位，可能也有違他的生平所願，但卻是後世百姓對他的崇拜和敬愛。
整個武侯祠坐北朝南，占地面積五十六畝（37000平方米），祠內翠柏森森，殿宇重重，布局嚴謹，莊嚴肅穆。主體建築大門，二門，劉備殿，過廳，武侯祠五重，嚴格排列在從南到北的一條中軸線上，西側是劉備陵園及其建築。二門至劉備殿與東西殿、過廳至諸葛亮殿與東西兩廂房，形成兩組四合建築結構。軸線建築兩側配有園林景點和附屬建築。
跨進漢昭烈廟，從大門到二門之間可見六通石碑聳立一道路二旁：四通清碑記述了當時建造和維修廟宇的情況，一通明碑介紹了祠宇的歷史沿革，而東側碑廊則聳立著那通被視為稀世珍品的"三絕碑"——“漢丞相諸葛亮武侯祠堂碑”。碑高367釐米，寬95釐米，立於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由唐朝著名的大政治家、當朝宰相裴度撰文、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書寫，名匠魯建勒石上碑。"三絕碑"之稱始於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當時的四川巡按華榮在碑上題跋：“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本與垂宇不朽也”，贊美諸葛亮的功德與裴文柳書並稱“三絕”；清道光九年（1829年）華陽舉人潘時彬在纂修《昭烈忠侯陵廟志》時又對“三絕”提出新的見解：將文章，書法，鐫刻都出自名家譽為"三絕"。看來，二種說法都言之有理，只不過評論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就碑而言，後說為是；但碑畢竟是碑，難與諸葛武侯的不世之功相提並論。雖說裴度也是一代良相，在平定叛亂中也建立了彪炳的功勛，後人多加推崇，但裴度也自知難望諸葛之項背，景仰之心溢於言表。
在武侯祠的所有建築中，劉備殿最高，建築也最為雄偉壯麗。劉備殿高大宏敞，正中供奉著3米高的蜀漢皇帝劉備的貼金泥塑坐像，諸多子孫中只有城破死節的皇孫北地王劉堪左側配祀。據說建廟之初原有“阿鬥”劉禪配祀，但在宋、明二代被毀，原因就在於劉禪昏庸無能，破國降晉後竟又“樂不思蜀”，遠不如“寧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北地王劉堪深得民心。劉備殿的東偏殿供奉著夜讀春秋的大將關羽，身後是手把青龍偃月刀的周倉和關羽的義子關平，西偏殿供奉著張飛，身後是張苞等人。顯然這是“桃園結義”定下的名分——同是五虎上將的趙子龍、馬孟起和黃漢升卻只有在過廳內盡人臣之禮了。劉備殿後即是過廳，兩廊各有清代民間藝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14尊，塑像前都有一塊小石碑，鐫刻著功臣的生平傳略。那是蜀漢的文臣武將，東廊的文臣以“鳳雛”先生龐統居首，西廊的武將則是一身是膽的趙雲領先，稱得上是“出類拔萃，人才濟濟“了。沒有這一班左弼右輔的極力扶助，“扶不起的劉阿鬥”怎能穩坐蜀中四十五年？
出劉備殿，穿過掛有“武候祠”匾額的過廳，就到了諸葛亮殿。盡管與劉備殿相比，建築低了一點——這也是封建時代君臣之禮——但卻是整個武侯祠光輝凝聚的焦點。殿的東西廂是書屋、客室，鐘樓、鼓樓峙立大殿二角。諸葛亮殿內供祀著諸葛亮的貼金泥塑坐像，羽扇綸巾，神態儒雅，那種“運籌帷幄之內，決勝千裡之外”的鎮定從容更是威嚴自生。在諸葛亮的身後，左側是諸葛亮之子、蜀亡時死守綿竹的諸葛瞻，右側是與父同赴國難的諸葛亮孫子諸葛尚。塑像前有銅鼓三面，鑄於公元六世紀之前，傳說是南征夷蠻時所用。大殿後壁嵌有許多石刻，東壁是當代書法家沈尹默書寫的諸葛亮《隆中對》，表達的是“三顧頻繁天下計，一朝開濟老臣心”的壯志雄心；西壁則是宋代名將、“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所書的諸葛亮《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名句傳誦千古，忠誠執著的浩然正氣氣貫長虹。殿內外匾對甚多，都是對諸葛亮的謳歌和追思，有郭沫若 “好為梁父吟，志見出師表”，有雲“勤王事大好兒孫，三世忠貞，史筆猶褒陳庶子；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墨痕同濺岳將軍”的，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清代四川鹽運使趙蕃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據說此聯曾受到毛澤東主席的好評。六十年代毛主席曾評說“諸葛一生唯謹慎”，謹慎，是諸葛亮一生事業之所系，也是諸葛亮治國當政之道。不管是火燒新野還是水淹七軍，不管是借東風還是華容道，都是諸葛亮深思熟慮、穩操勝算的結果，即便是變起倉促的空城計則是他一生謹慎給人的震攝。如果說六出祁山是一如既往、精心籌劃的執著追求，七擒孟獲則是穩操勝算、攻心為上的長治久安。由此可見，“千古一人”的贊譽並非溢美之詞，於品德，於操守，於氣度，於智慧，於才干，於忠誠，應是當之無愧。
出諸葛亮殿往西，過小橋、桂荷樓，穿過幽深的紅寺夾道，就到了劉備墓。劉備墓史稱“惠陵”封土高12米，有一道道地180米長的磚牆環護。史載，劉備於公元223年4月兵敗後病逝於白帝城，墓中還葬有劉備的先後死去的甘、吳二位夫人。在劉備墓前，情不自禁地想起西晉名士稽康的一句話：“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劉備究竟算不算英雄？比之項羽、劉邦，劉備遜色多矣。煮酒論英雄時的機警，三英戰呂布時的奮勇，三顧茅廬時的求賢若渴，攜民渡江時的愛民如子，似乎只是初起草莽時才有那種英雄本色。待到基業初成，黃袍加身，就難免心浮氣躁，忠言逆耳，剛愎自用，大敵當前，結記的只是個人恩怨，置諸葛亮和文武百官的勸諫於不顧，棄“匡扶漢室，拯救黎庶”的夙願如敝履，終於釀成火燒連營八百裡，敗走白帝城，托孤永安宮的慘劇，蜀漢國勢從此而大衰，這樣的結局，不亦悲乎？民心是個秤，或許這也是先主廟香火不如丞相祠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