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以科技起飛的
發展中國家
印度與中國互為鄰邦，又都是世界人口大國，中國的佛教就是從印度傳進來的，兩國之間的交流源遠流長，但是兩國的關系卻一直是錯綜復雜。例如，在南亞地位上中國支持的國家都與印度有恩怨，特別是巴基斯坦、斯裡蘭卡，而印度收容了西藏達賴喇嘛流亡政府，1962年兩國還為了麥克馬洪防線中印邊疆問題打了一仗。然而，國人對於這個鄰居卻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們搞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制，也很窮。於是毅然決定去看看這位老鄰居，看看他們的社會發展是怎樣的。
甘地：“一雙血手不可能造就愛的天堂”
提到印度，中國人腦海中第一個會想到印度國父——聖雄甘地。我們的一個行程就是去拜訪他於1948年被刺殺後火化的地點，位於老德裡的亞穆納河畔一個用黑色大理石築成的四方形平台，黑色平台正中是一長明火炬，像征甘地精神永存。幾乎每一位重要外國來賓都要到此獻花圈或種植一棵常青樹，以表示對這位印度民族獨立運動領袖的尊敬。在甘地展覽館裡我們看錄像聽介紹，才真正了解了莫漢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這位七十七歲的乾癟、矮小、頭禿、體重只有五十二公斤，一縷灰白色的髭須、相貌不揚的老人，卻有著無窮盡的幽默感。豐富的表情和富有活力的狡黠目光，使其煥發特異魅力。當世界橫遭暴力蹂躪之時，他建議人們走另一條道路，即非暴力運動。由於他的努力與精神感召，和平請願代替了武裝暴動、祈禱取代了槍炮、沉默取代了炸彈的爆炸聲。他不求助於權勢，也不乞靈於錢財的誘惑力，只號召願意追隨他的人們，必須准備“以地作床，身穿粗布、節制食欲”，領導印度人民展開一場波瀾壯闊的解放運動。可以說甘地將人類的精神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也可以說印度是憑借一個人的精神力量獲得獨立的。這可能難以致信，但是這比那些通過殺戮而獲得自由的故事更震撼人心。在英國監獄的門口，赤手空拳的人們排好隊走到英國軍隊的面前接受毆打，毫不還手，倒下之後下一隊再走過來，源源不斷，目的只有一個——救出甘地。你完全不能想像，在那個瘦弱的身體裡到底隱藏了怎樣的力量，可以最終使大英帝國邀請他討論印度獨立的可能性問題，可以使他的殖民敵人大英帝國也從心底裡敬畏這個精神巨人。
這樣一位性情溫柔的先知，卻使稱霸一個世紀的大英帝國無奈、頭痛、屈服。有人說甘地幸好碰到英國，就像英國幸好碰到甘地，非暴力運動與憲法政權相衝，否則在印度歷史上要推翻殖民主義獨立，采用暴力革命，印度必定血流成河死傷幾千萬人。同樣如果沒有甘地非暴力運動的影響，整個世界為殖民地與種族主義解放、為推翻獨裁政權又不知要死多少億人？在二十世紀對世界民主運動的方法方式和理念上，甘地精神起了巨大推動作用和影響力。所以我對這位素食主義者與禁欲主義者的偉大先人崇拜得五體投地。
甘地曾經說過，“當時局要求說出全部真相和相應行動時，沉默就是怯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參加者必須做好隨時坐牢的准備。他自己呢？一生共坐了十二次牢，首次是1906年在南非坐牢，最後一次是1942年印度獨立前夕75歲時，可以說監獄伴隨甘地整個後半生。甘地的概念是集體行為，公開行為，非暴力行為和願意承擔後果。具備這四個特征的，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他最後是在起草完國大黨黨章，去祈禱途中被人謀殺死的。甘地主義的核心是愛，而非暴力學說正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手段。他曾一再的對人們說，手段必須與目標相統一，一雙血手不可能造就愛的天堂。因此，當他目睹著殖民地人民的悲慘遭遇時，他就毅然為了對世人的愛和對神的愛將自己投身到完成印度獨立解放的使命中。也正是因此，他積極提倡廢除印度的“賤民”制度，反對教派鬥爭，竭力主張印度教與穆斯林的團結一致。他的主張不僅與基督教有著極大的相通之處，更與現代民主的理念和實踐有著巨大的暗合。
這或許就是甘地的最大遺產吧：“要和普遍的和無所不在的真理的精神面對面地相見，人們必須愛護最卑微的生物，一如愛護自己，而一個有志於此的人，便不能對生活的任何方面采取超然的態度。這就是我追求真理而不得不投身於政治的緣故。我可以毫不遲疑地、並以最謙遜的精神來說，凡以為宗教與政治無關的人，其實是不懂得宗教的意義。”
髒亂差的印度與無為的政府
在印度看不到像中國那樣的“的士”，卻到處有一種交通工具，當地人叫“嘟嘟車”，它其實是一種帶頂篷的電動三輪車。游客在機場、火車站和汽車站的出口，都會被“嘟嘟車”司機包圍。一旦上了車，“狡猾”的司機就會用蹩腳的英文向你推薦住處與購物店，當發現你第一次到印度，就會施展騙術，只要成功把客人拉到與他有協議的旅店或旅游商店內，他就能提取客人消費的近三分之一。據說“嘟嘟車”泛濫成災，不少誠實的司機也只有加入騙賺佣金的行列才能維持生活。我們在北方跑了幾天沒有看到一條全封閉的高速公路，地陪說在南方有，因為那裡有富裕的高科技軟件產業工業區。印度比較好的公路就類似中國的國道，我們沿著國道從阿格拉到齋普爾，短短三百公裡，足足開了7小時，不僅路面差，貨車、轎車、牛車、拖拉機、自行車、行人，都擠在只有二條車道的公路上，很容易塞車。汽車到處違章、亂帶人，一輛小三輪的駕駛室坐三個人，車廂裡面塞滿人不算，後面還站滿人，真叫人擔心害怕。印度公路是我看到的世界上車輛最多最繁忙的公路之一，可惜車道不寬敞，夜間公路上貨運車還排著長龍行駛著，這倒從另一面反映出印度良好的經濟建設狀況。
到印度才知道什麼叫人滿為患，城鄉、公路到處是人，在40度以上高溫的馬路上，還是人流車流不斷。帶我們的導游是高種姓人，我問他：我們外國人很難發現種姓的影子，你們的證件也不會標明種姓。他說在印度一說名字，對方就知道是什麼種姓，種姓在印度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敏感話題。我問：印度為什麼不學中國計劃生育？印度的資源不足以應付得了十一億人口泛濫的局面。印度導游告訴我：生育權是印度人權的一部分，在一個講人權的民主制國家是不可能計劃生育的。我聽後啞口無言，心想中國計劃生育也是被迫無奈，我們的資源不足以養那麼多人，誰讓我們的政府在建國初不聽從馬寅初的建議早點控制人口呢？印度導游認為：現在印度中產階級也講究生活質量，基本上生育二個。而人口泛濫是英國人的過錯，當時英國殖民地政策鼓勵印度窮人多生小孩，並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土地與錢，所以賤民拼命生孩子，造成低種姓人很窮。
游覽印度才知道什麼叫“髒、亂、差”。到處有窮人，乞丐，老人、小孩、殘疾人、抱著嬰兒的母親，他們穿戴破爛，肮髒不堪，前堵後湧包圍外國人的旅游車乞討。賣旅游紀念品的人更瘋狂，在景點一路追趕外國游客，弄得人們無所適從。馬路人行道上，經常能看到大白天躺在地上睡覺的乞丐和窮人，甚至有的地方窮人干脆安家落戶駐營，搭起不堪入目的乞丐房。滿街的牲畜隨處大小便、連人都在路旁的樹林叢中小便。公路兩旁水溝裡是肮髒的垃圾與發臭的水，路邊的草叢樹枝上掛滿風吹上去的各色塑料袋，一看就知道很長時期沒有打掃。一路上，公路兩邊都是車輛修理鋪、雜貨店、小吃店，又髒又亂。甚至有的店鋪前面大白天還放著一張簡陋的用麻繩拉緊的床，上面躺著睡懶覺的人。在高架橋下、公園旁、馬路邊，到處能見到貧民窟，卻沒見到一個城管人員和他們的車輛，難道這是印度窮人的人權？作為中國游客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途經印度政府官員的別墅區外面，同樣看到不少垃圾堆，真使我們吃驚不小——官宅如此，老百姓住宅更不用談了。這種事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印度人不像中國人那樣要面子，各級政府好像不在乎髒亂差的形像和國際影響，聽任自然發展泛濫。難道印度各級政府辦事效率如此糟糕？或者是民主制度的討論永遠沒完沒了，什麼人權、民意、宗教，哪一方都得罪不起，否則治理髒亂差並非天大難事。
印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眾多的民族，光語言就有165種，印在鈔票上官方語就有十五種，每個邦又有自己的官方語言，不同語言之間就靠英語來溝通和粘合。幾千年遺留下來的種姓制度，是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多次瀕於動亂與分裂。但民主制度終究沒有使印度社會出軌，這得益於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寬容。印度人可以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我的意願，如結社、演講、示威等等。雖然表達未必能夠有預想的結果，但很大程度上消彌了潛在的巨大衝突。我們在印度聽到一件事：前不久，前副總理阿德瓦尼以及大批人民黨高層抗議總理辛格領導的國大黨政府施政無方，在首都新德裡舉行游行示威卻遭到警方的逮捕。警方的理由很簡單：這支喇叭吹得震天響、彩旗到處飄揚的示威隊伍太過招搖，嚴重影響了新德裡的交通，導致許多路口交通陷入癱瘓。為了恢復交通秩序，只能將領頭的抓起來。被捕的全是印度響當當的政治名人、前朝政府的顯赫大員，事後警察局獲釋了他們，沒有引出更大的波瀾。對於印度政治人物來說，身居高位時，無限風光；一旦下野後，因動輒游行示威而經常會身陷監獄。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也有過多次這樣的經歷。在中國人看來，印度民主制度的危險在於這種趨勢太過強烈，以至於導致了政府始終處於無為、無人負責的狀態。集中表現在政府的“公地化”傾向，一種低效和不負責任，如普通人的福利被遺忘。但民主制度的寬容同時又給市民社會巨大空間發展，印度有很多的非政府組織，一些組織發揮的作用甚至超過政府。在印度新聞是高度自由，任何人都可以辦報辦電視台。
安分天命的窮人
現在的印度兩極分化非常嚴重，據說全國約有六億窮人，其中二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我們到印度之後，看到了印度富人很富、窮人真窮。在新德裡的富人區，有錢人住在帶花園的洋房裡，車庫裡停著兩三輛車，有私人保安、僕人、司機、花匠、雜工和廚師等；可是穿過一條馬路，轉過一個路口便是磚頭、鐵皮和塑料布蓋成的貧民窟。奔馳或寶馬車出門停在隨便哪個紅綠燈下，車窗外就是光著腳的乞丐小孩。貧與富，在印度是如此貼近地存在，不論哪一方都不容易忽略對方。我們曾探訪過老德裡的舊街道與新德裡郊區的貧民窟，望不到頭的貧民區裡，擠滿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爛席、塑料搭起的破房子，密密麻麻，蒼蠅、蚊子肆虐，擁擠程度難以置信。而那些散居在馬路旁、荒丘上、野地裡，甚至在廢棄的破車廂、舊水泥管道內的貧民更是“家徒四壁”。一路上的農村像中國的西北農舍一樣破舊不堪，其實印度土地很肥沃，國土不及中國三分之一，可耕地面積卻比中國多，農作物一年多熟。
印度貧民窟的形成之初都是從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開始的，所以叫做“非正式聚集地”。印度貧民窟的長期存在，有人分析是印度政客們的一個陰謀，原因在於，貧民窟是他們的一個大票倉。貧民窟裡有無窮無盡的需求，供水、供電、學校、廁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來解決，政客們少許的承諾和恩惠就足以贏得一部分選票，政府的無為給政客們留下掏空國家的機會，也給黑社會留下壓榨百姓的空間。但是印度民主制度的好處又在於，它給民眾留下了自己組織起來反抗政客和黑社會的權利。在貧民窟中，有不少如“人民運動”的自發非政府民間社會組織。在印度憲法中，保護貧民窟居民的居住權優先於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權。
印度窮人整體上生活成本低，這同印度的國情有關系。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飯是用手抓飯，筷子、勺子等都不需要。此外，印度人半數以上不吃葷，不吃牛肉、豬肉。窮人的飲食結構中不包括雞鴨魚肉，大多數富人也從不開葷。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因天氣炎熱，特別在南方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褲就夠了。所以，對窮人來說，縫衣錢、鞋錢、襪錢，統統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窮人就睡在大街上、操場上、過道上，只需一塊布、一張紙鋪在地上，蚊帳錢、被褥錢、照明錢、空調錢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它方面的成本也很低，例如，在孟買用水免費，游覽公立的博物館、公園，到公立醫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錢，基本免費。
印度宗教造就了甘地精神，而甘地精神又深深影響了印度人，印度人繼承了國父的品德：“平和、忍讓、非暴力”。所以，印度窮人盡管再窮，整體上安分守己，也不怎麼思變。一般也只是怨前世造了孽，很少會把怨氣發到富人身上，更少有因為窮鋌而走險的。受苦受難是他們自認的命運，政府的救助是對他們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也是正常的事。印度人相信因果報應、業報輪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壞事會遭報應，因而只希望神保佑他們從苦海中解脫。另一方面，印度政府每年補貼十幾億美金，給極端貧困者發放食品券。正因為如此，印度貧富之間基本上能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印度窮人這樣逆來順受的態度簡直不可思議。在印度期間，親眼所見印度窮人，包括乞丐很安分、守規矩，雖然也聽說過乞丐有時難免貪小便宜，順手牽羊，小偷小摸，但絕大部分人即使再窮，也不會去偷盜、搶劫。窮人報復富人者，鮮有所聞。在印度社會貧富懸殊到了極致，但窮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無事，這確實值得我們中國思考。可以從另一面說明，印度多數富人的財富積累比較乾淨，取之有道，特別是改革後，印度軟件產業的飛速發展帶出的大批精英中產階級。這是印度窮人安分守己的重要原因，也是窮人學習中產階級希望所在。
低種姓印度司機
我們在印度的司機是一個低種姓的男子，因為長期為中國旅游團服務，能講中文。他告訴我們自己的經歷：八十年代中為了逃避貧困，父母帶著他與弟弟妹妹離開農村來到新德裡。開始一無所有，父親找了一塊空地用幾塊塑料布搭起一個破帳篷為家，從此跟許多窮人一樣賴在貧民窟裡安營扎寨，一呆就是十幾年。印度司機也在貧民窟裡長大結婚生子，全家二代十多人成了那裡的“永久居民”。最初幾年每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如何對付蛇、各種昆蟲和疾病上面。一到雨季他們“家”頓時就變成了一個臭水坑。為了生存，他當過刷盤工，修路工、做過小販、最後參加政府提供的低價收費的駕駛學習班，現在為旅游公司開車，月薪相當於4000人民幣，還享有無限制的醫療保險、免費午餐、交通費、印度教節假日津貼等。司機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中國也達到了小康，有能力為自己的兩個孩子提供好的教育。
司機告訴我們：他的弟弟很努力讀書，政府規定公立大學必須為“不可接觸者”保留50%配額。弟弟就是靠這政策進大學的，畢業後再到政府開辦的高職軟件培訓班，現在南方軟件產業科技園工作，工資比他高許多是真正中產階級。曾經一貧如洗、低種姓出身的司機一家，如今竟能夠從銀行貸款在貧民窟為自己蓋“違章建築”，奠定了自己一家新生活的起點。他二樓新建的臥室，買了彩電、DVD，樓下鋪了白色大理石地板，房後還修了一個洗澡間。他告訴我們，貧民窟裡低種姓人很多，政府為了打破種姓觀念，巨額獎金鼓勵種姓通婚，妹妹與妹夫就拿到5萬盧比。我問他們結婚順利嗎？司機回答“當然不”，男方父母激烈反對過，但沒用，因為妹夫喜歡長得漂亮可愛的妹妹。貧民窟裡像他們這樣條件的人也不少，究竟為什麼他們願意賴在裡面呢？關鍵是土地、房子、動遷、賠償問題。現在他面臨著許多中國的貧困階層都面臨的問題：拆遷。隨著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貧民窟頑固地擋住了發展的路，但他們就是不走。因為手裡有著捍衛自己權利的武器：選票。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怎麼敢推倒阻擋經濟發展的選民的房子呢？在印度，窮人即使一無所有，手裡還有張選票，政府雖然沒有效率，但也不敢對他們太壞。政客們為了選票不斷來討好他們，許諾改造貧民窟的公共環境，幫貧民窟鋪設公用自來水管道，家裡接通電話。司機與他的鄰居們，還把自己的政客代理人送進了市議會，於是好處馬上就來了。雖然他們是非法居住，但政府給他們建立了公共廁所。不過，貧民窟的生活還是艱苦的。他每天要排隊等著用廁所，排隊等著接自來水。這裡沒有清理垃圾的服務，垃圾到處亂扔，邊上的河水已經發臭了。政府已獲得大量投資急待擴建，想加速這塊寶地的改造，首先要清理這些非法居留者的貧民窟。但是在印度，這樣的拆遷卻觸動了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司機居住的貧民窟有幾萬戶居民，他們選舉時投票，比中產階級還踊躍，被稱為“選票銀行”。誰敢動他們？鐵路與公路的主干線，一度被棚戶區包圍。這些棚戶居民因為離鐵路太近、太擁擠，火車不得不減速。為了清理幾萬戶棚戶居民，足足花了五年時間談判，談何容易！因為國大黨是最親貧民窟的黨。司機自豪地說：“那些住在高樓裡的富人不投票，我們貧民每次都會去投。”“也正是我們的選票，使國大黨在選舉中總是獲勝。”比起金碧輝煌的北京、上海來，新德裡、孟買更像個大垃圾場，印度許許多多貧民們的經歷，正說明了印度的力量。他們比起中國的民工來，起步雖低，卻幸運得多，不用像中國外來農民工在城市遭受各種歧視，而是享受著各種同等的政府服務。
軟件大國
“十年磨一劍”，印度軟件業在短短十年內就躍居全球第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軟件大國，讓人刮目相看。比爾蓋茨曾驚呼，未來的軟件超級大國不是美國，不是日本、也不是歐洲，而是印度。今天全球軟件發展市場，印度占據17%的份額，在信息產業最發達的美國，印度占據其軟件銷售市場份額高達60%。與之相比，2005年中國軟件服務外包出口僅有1.7億美元，不足印度的1/10。1990年以前，印度的軟件產業幾乎是空白，軟件出口更無從談起。但經過十年的發展，軟件產業出口增長近四十倍，2004年印度軟件出口總額就達173億。過去10年中，印度軟件的年均增長率為42%。
印度政府非常重視軟件產業的發展。早在開放之初的1991年，政府就制定了非常優惠的軟件產業政策。這些政策不但非常優惠，而且一步到位給予外資企業、合資企業以國民待遇，軟件產業實行零稅率政策。政府規定2010年前，凡在印度銷售的軟件產品免營業稅，軟件企業免征所得稅。這一政策極大地激勵了印度軟件產業的發展，這樣，外國各軟件公司（如美國微軟公司、Sybase公司、Oracle公司等）、信息技術公司（IBM公司、摩托羅拉公司、諾基亞公司等）紛紛到印度興辦自己的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幾乎所有的大型軟件公司、信息技術公司均在印度設有獨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印度政府在其境內設立了幾十個軟件園，僅在卡納塔卡邦就有４-５個軟件園。其中，班加羅爾軟件園是印度最大、最著名的軟件園，並且在全世界享有盛譽，可謂是印度的硅谷。在每一個軟件園內，政府均設立一個非盈利的管理機構，負責軟件園內的管理工作。園內建立軟件發展所需要的共享基礎設施，並提供公共服務。印度政府組建以國家總理為組長的“國家信息技術特別工作組”，向政府提交了“印度信息技術行動計劃”。該計劃在稅收、銀行貸款、風險投資、基礎建設等方面采取了系統全面的促進措施，傾力為軟件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印度政府試圖通過該計劃中108條政策的實施，達到2008年軟件和信息服務出口500億美元的目標，把印度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信息技術超級大國”。印度軟件企業嚴格遵循CMM所規定原則進行軟件產品開發過程的管理，從而保證了軟件產品的質量，因此獲得了全世界軟件客戶的認可和信任。CMM是由美國研制的評估軟件能力與成熟度的一套標准，它側重於軟件發展過程的管理及工程能力的提高與評估，是目前國際上最流行最實用的軟件生產過程標准和軟件企業成熟度等級認證標准。而中國軟件產業始終存“小、散、軟”的局面，為了提高競爭力，中國也正在走規範化發展的道路，努力實施CMM認證。
400年左右英國殖民統治的影響，英文成為印度的第二官方語言。印度的教育也完全繼承了英國的教育制度（英語教育），在小學和中學階段就大力推行英語教學，部分學校采用英語講授各門功課；大學免試入學，在大學階段，除個別文科外，全部采用英語教學。所以，印度信息和軟件產業一上馬，就采用英文，因而可以使用現成的實用工程技術，這等於節省了30年的基礎建設時間。對英語的熟練掌握使印度人能夠快速學習先進的軟件技術，大大加快了開發研制軟件的速度，並且能夠與美英等軟件產業發達國家進行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在需要進行深入溝通的定制軟件合同領域和軟件服務領域更具有優勢。20世紀，印度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許多傑出人才活躍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具有很高的英語水平，很容易融入國際社會，對外交流與合作極為便利。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今天，英語教學為印度培養國際交往人才帶來了極大優勢。印度現有300萬IT技術工人，70萬IT專業技術人員。全印度有1000多所IT教育機構，每年培養10多萬IT專業人士。在印度，IT被稱為“印度的明天”（India’s Tomorrow）。
印度與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
中國改革開放早於印度十年，同為發展中國家，兩國走了不同的發展之路。
印度的獨立是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的，在這過程中擔當重任的也是高種姓知識分子，社會革命因此被跳過。有人說中印走了兩條不同的民主化改革，印度是先“亂”，民眾從開始就享受到自由，而後達到“治”；中國是始於“制”（秩序），民眾要忍耐，長期缺乏自由，而後才過渡到“治”。但是這個“治”不是“人民想不想要”，而是“政府想不想給”。我們的經濟改革從開始就走低端產品低價值的加工業，十年後成為了低端產品加工的“世界工廠”，而印度由於長於軟件服務業而被稱為“世界辦公室”。這兩個稱謂本身就體現出了兩國經濟發展的思路的差異。兩種思路帶來的後果不一樣，中國一直都在為集裝箱裡裝著笨重而價格低廉的出口商品而苦惱。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曾經算過一筆賬：“中國只有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380。”而印度人只要幾皮箱芯片軟件，就可以換中國整船的低價格貨物。同樣是經濟起飛，從表面上看，中國好像開著豪華車飛奔，印度則還是老牛拉破車。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達到9%以上，可是如今印度也達到8%左右了。老牛拉破車居然和開豪華車的速度差不太多。人家一旦上了豪華車，豈不輕松地把中國甩在後面？
我在想：中印作為發展中國家，錢就那麼多，投到這裡，就少了那裡。中國的發展是推倒民房建高樓，小民百姓為大資本讓路。政府官員更牛，在世界最豪華漂亮的辦公樓上班，而印度官員住在不像樣辦公樓辦事還不算，在長年四十度高溫的赤道辦公室連空調都沒錢裝，因為他們不敢也無權奢侈消費納稅人的錢。中國政府把錢都拿去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城市建設恨不得比美國的城市看上去還要富麗堂皇，這恰恰說明在別的地方的投資不足。相反，印度城市破敗，錢沒有用在蓋高樓上，卻大力投到了教育上。據說印度公立大學生每年學費不過700-800元人民幣，是中國的十分之一。中國教育開支僅占國民總產值的2%，是聯合國規定最低標准的三分之一，列世界倒數幾位。令人想不通的是干部公費出國考察經費每年高達2550億元，但中國的義務教育總支出僅有1500億左右。更令人想不通的是一個領袖為了所謂理想和文化大革命，竟散布“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謬論！如果他不死，真不知中國何年才能恢復高考？對這樣一個竟敢剝奪自己子民十年讀書權力的領袖，無知的中國人卻曾經頂禮膜拜呼喊“萬歲！萬萬歲！”了三十年！
其實，更為本質的問題是，印度小民百姓擁有的政治權利使他們在經濟發展中有了討價還價的武器，能夠把資源配置權留在自己手裡，改善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弟。由於印度窮人有權利要求利益補償，並且要價很高，所以不像中國老百姓那麼容易打發。我一直在想：印度要拆一個貧民窟都如此困難？而我們大拆大建的造城運動多麼容易與輝煌，令世界目瞪口呆。中國是強調權力由上而下的國家，在九十年代就開始對數百個城市進行“總體規劃”，但我們的規劃是政府和開發商的聯合體，卻把一座座宅院業主拋在旁邊。我們的發展像水波一樣把人一圈一圈往外攆，把城裡人攆到郊區和鄉下的可耕地上。鏟車把絕大部分城市中心的靈魂消滅了，把每一座城市自己獨特的文化沉澱消滅了，甚至把屬於一些珍貴的建築遺產消滅了。中國“圈地熱”的背後，有驚人的腐敗溫床，利益誘惑、權力尋租、執法不力、違法圈地、虛假指標、暗箱操作、亂批亂占、低價出讓、補償欠缺。地方政府請客，老百姓買單；三無農民大量出現，（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而每個利益集團只知道死死把住已到手的利益不放，每一寸土地都以金錢的角度去衡量其價值，全然不顧民族和國家的長遠利益，面對子孫後代將來無地可耕無飯可吃的前景又算得了什麼？在這場大拆大建的造城運動中正是“人人為己、天誅地滅”。
任何一個國家經濟改革，中產階級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能帶動經濟持續發展，而且還保持社會的穩定。克林頓曾說過：印度的潛力將比中國大，因為它將會出現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印度改革開放15年來最重要成果就是產生了大量中產階級，迅速猛增至占總人口的25%，超過2.5億，這一點比中國強。印度中產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社會購買力也逐步擴大，窮人的生活不斷得到真正的改善，國家的經濟也終能走上良性循環。反觀中國則是窮人沒錢買，富人不想買，社會購買力始終提升不起，這樣國家經濟雖然在增長，但惡性循環會越來越嚴重，造成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
注重發展高端科技、高附加值的電子軟件產業，使印度的國民經濟增長不需要像我們付出如此大的代價，資源巨大浪費與環境嚴重污染，還要耗費巨大財力精力來轉型。當然這裡也有一些原因：首先國家體制幫了印度的忙，以美國英國日本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方面的投資與高端技術的轉讓上絕對傾向於民主政權的印度，而打壓限制不同意識形態的中國；其次殖民主義留下的政治體制為印度儲備與培養了不少英語體系的精英人才。印度的GDP總值已經進入萬億美金經濟行列，成為全球第十二個國家的裡程碑。這次，中國通過長達三年的談判，直到2006年夏天，才終於使英特爾放棄印度與以色列，准備投資中國大連25億美金，建設一個生產300毫米芯片工廠。英特爾在中國建廠，將使其在產能和市場培育上占領先機，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將有利於中國自主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與培養專門人才。
打開近代工業發展史，我們能看到19世紀末的美國，到20世紀的日本與韓國、後發“工業明星們”都建立起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但中國沒有。就拿在中國飛速發展的汽車業來說：前合資時代走了23年，二十年南柯一夢，不僅品牌與技術幾乎空白，更完全是以“市場換技術”，吉利的汽車像溫州人賣鞋子一樣廉價賣到亞非拉，只有產品沒有技術的企業怎麼會有全球競爭力？今天政府方清醒，要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國產商開發自主高端品牌，後合資時代中國又面臨一場對決，一場危險的“賽車”。對方是汽車工業界百年老將，我方是一群初生嬰兒和兩個初出江湖的中國小子，一場真正的生死決戰。
比較印度和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印度每年投入教育經費為國民收入的6%，主要流入高等教育。1965年時印度的高校生為中國2倍多(若考慮兩國人口比例，則近4倍)，而毛卻在此期間把中國少得可憐的知識分子精英下放農村，大學停辦，後再招收一些都是當時水平較差的工農兵，導致十年教育混亂倒退。印度教育開支側重大學，這維護了印度精英階層的利益，因為原統治階層的子女都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受過良好的中、小學教育，加重大學教育投資，大大有利原統治階層維持權力基礎。印度教育的問題是忽視基礎教育、掃盲，這也正是印度的半封建種姓制度得以保存至今天的原因。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無可能全面現代化，這導致了印度至今無法完全演變為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國家。但是印度教育給予普通人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大批平民子女通過政府支助的教育道路，成為軟件產業的生力軍，成為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隊伍，這正好是窮人的希望與榜樣所在。更重要的是窮人手中都有真正的選舉權一票，可以獨立思考選出能為窮人說話服務的政黨和領導人。貧民窟出生的司機就是一個活生生事例。
沒有民工潮的農業大國
中國每年春節都有上億回鄉與返城打工的民工潮，屬實讓中國各級領導緊張一番！在中國歷史上，農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奈，為生活所迫情願荒棄耕地遠離家鄉去做民工。中國民工潮的源頭是什麼？從法制觀上講這是長期的戶口制造成的局面，戶口制本身也是維護和導致城鄉不平等差別的產物。改革開放像打開了水籠頭，“水向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窮的地方必然湧向富裕沿海城市。巨大的誘惑力，成千上萬的外貿出口加工廠、世界低產值的制造廠，需要幾億廉價農民工，民工為了這份微薄工資來養家糊口甘願受剝削。
照理講，同是人口超級大國、國民大多數是農民、城鄉貧富差距嚴重、存在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正處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十一億人口大國的印度同樣也會產生這一現像，但讓我奇怪的是印度並沒有民工潮。印度沒有戶口制、沒有狂熱去發展世界加工制造業，同時宗教信仰造就了農民與民眾的安分。其次，印度的生態環境並沒有像我們那樣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壞，這就為很多農民提供了可以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一個保證。另外，印度政府采取了和我們不同的土地政策，允許外來人員在城市裡搭建“違章建築”，他們不用像中國的流浪人那樣總是在城市裡到處被追趕。這還是得益於每個貧民都有一張選票，政府官員上台需要這張選票，並要不斷承諾努力改善著貧民窟的生活質量。所以，貧民窟就成為了他們的家。中國官員不存在老百姓選票的威脅和牽制，他們擔心的是黨對自己的信任程度，而不是人民的信任度。
中國民工大都沒有受過什麼好的教育，從事的只能是低端的制造業，這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有著緊密的關系。1947年印度獨立時宣布廢除種姓制度，但半世紀過去了，目前印度仍有1億6千萬低種姓族人，占全國人口16%，其中三分之二是文盲，半數是農民。印度文盲比中國多，可青年能上大學的比例卻比中國高，他們的民工一般都受過較好的教育，且從事著相當技術含量的工作。雖然印度還有許多民工現在比我們的民工還窮，但他們比我們更有希望，因為他們的政治權利、受教育的機會和質量都比我們強。
中國與印度的崛起令世界興奮，中國的發展是一條直線，錯與對都沒有大的干擾；印度則不同，一個人說“好”的東西，肯定有十人說出“不好”的意見。中國有鄧小平，印度沒有這樣決定性的人物。中國體制能獨斷專行，快刀斬亂麻，不用考慮民主制度帶來的麻煩順序。在印度，對與錯是沒有界線的，一件事永遠討論不完。當中國崛起成事實後，印度人方醒悟過來，就連最保守的人也不得不放棄所謂的“印度均衡論”，轉而支持改革。印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一個充滿活力和矛盾的社會。但印度人在努力，在世界上特別在亞洲，它一直在暗暗與中國賽跑。西方國家曾懷疑印度“不正常的民主”必然會消失，他們認為民主制度是擁有中產階級的富裕國家才能實現的。但萬沒想到，印度對民主政治的堅持，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成功典範。所以對“印度模式”十分推崇，認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窮民主國家”。印度給中國的啟示是：第一、民主政治制度不需要用革命流血的方法，去摧毀任何事物來換取。第二、印度雖然因為它的民主而發展緩慢，但長期而言，它似乎比起專制的中國更能夠預測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印度的發展選擇是整個社會辯論多年的結果。其方向經過反對黨的試練、測試，根植於民主的合法性。自由爭辯，取得共識已日漸演進與穩固。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發展方向，只反映出共產黨裡支配集團的偏好，不能充分體現老百姓利益。現在，這個發展中大國已搭乘著高科技列車隆隆地快速駛入二十一世紀，她的潛力不容忽視，又一個亞洲大國的崛起在蘊量之中。
附：
教育促進印度軟件業大發展
印度軟件業突飛猛進的發展絕非偶然，除了得益於印度政府未雨綢繆，超前采取一系列發展軟件業的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十分重視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注意軟件技術人才的培養。這是印度軟件成功之本。
軟件業是一個技術更新非常迅速的行業，為此，人才培養必須跟上技術發展。美國《商業周刊》有這樣定論：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是印度史上最熱門的出口產品，是百萬富翁的制造地。55年前，印度創設第一所理工大學，選址在卡拉格普爾，英國殖民者專門關押印度政治犯的監獄，就是希望學校永遠記住，“人才是印度富強之本”。如今這所名校在印度各地共有七所分校，三萬多名學生，每年經費投入十億元左右。每年共招4000多名新生，全印度上千萬學生要擠進這扇窄門，只有通過一個管道——參加聯合入學考試。政府還特別制定一個為它量身打造的獨立法案，將學校定為“國家級重要機構”。該校最成功之路是：高度自治，絕對自由。可以選擇“要教誰、誰來教、教什麼”。所有課程設計、招生、教職員招聘，全由教師組成的學術議會裁定，不受政府、政黨、一切非學術勢力的干擾與壓力。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盛贊它是具有全球影響力、“令人不可思議”的學校。據美國硅谷高科技基地統計：2000家新創公司中，有40%由印度人創立，絕大部分都是該校學生，在全球名校中學生畢業成為百萬（美金）富翁比例最高的也是該校。半世紀來該校為印度培養出17萬畢業生，去美國有3.5萬人。在印度有個說法：該校畢業的人一只腳踩在印度土地，另外一只腳踏進印度航空。不知中國清華大學有否這樣世界共認的輝煌？
另一方面，要迅速培養大量軟件人才，光靠大學不行，因為建立大學需要大量投資，且大學的學習時間往往較長。為此，印度政府大量投入職業教育培訓幫助平民子女，這又是印度軟件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則決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印度軟件人才培訓模式的首要特點，不是學術教育來培養，而是通過職業教育。目前，印度每年約有50萬新生軟件人才，其中大學畢業的只有7.4萬，其余的幾乎全是通過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模式培養的。這一資料充分反映了其軟件人才培養模式的職業教育定位。為什麼印度主要通過職業教育，而不是學術教育來培養軟件人才？主要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對大多數軟件人才來說，主要的能力是做，而不是掌握系統的計算機理論進行科學研究。他們在培訓過程中，對計算機專業和非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嚴格按照ＣＭＭ標准來進行培訓，為高科技的軟件產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技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