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音樂之旅2

作者: 王在田

導讀十月五日 星期六四點十五分起床去築地市場參觀魚市。這裡是東京的大型水產品集散地,每天清晨五點開市,在此之前漁業公司早已把當日的鮮魚以及隔日的凍魚編碼後整整齊齊地排在寬敞的交易大廳裡,每條魚都有一米以上,冷凍魚釋放出來的冷氣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層厚厚的白霧。 各大魚行的伙計則穿梭於這座魚陣之中尋找需要的貨色。他們的裝束都一樣:胸前掛個電筒� ...

十月五日 星期六四點十五分起床去築地市場參觀魚市。這裡是東京的大型水產品集散地,每天清晨五點開市,在此之前漁業公司早已把當日的鮮魚以及隔日的凍魚編碼後整整齊齊地排在寬敞的交易大廳裡,每條魚都有一米以上,冷凍魚釋放出來的冷氣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層厚厚的白霧。

各大魚行的伙計則穿梭於這座魚陣之中尋找需要的貨色。他們的裝束都一樣:胸前掛個電筒,手裡提把鉤子,腰間插塊毛巾,耳朵上夾杆筆。鉤子用來掀起魚身,電筒用來查看魚肉的新鮮程度,毛巾用來擦手,筆用來記下物色到的魚號。他們四點就開始忙碌,得物色好一陣子才能確定今天要買哪幾條魚,然後彙總給魚店負責采購的檔手,一到五點魚市開鑼,開始緊張的拍賣。

每家漁業公司都有一個拍賣台,由一個“專業人士”主持,站在台下,順著號碼將每條魚依次拍賣,魚行的檔手們則成排站在台上竟拍,大家都簡潔地報出價格,報價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拍賣過程極快,一條魚只需幾十秒鐘就可以成交。得手的魚行立刻把魚運回店裡加工儲藏。這些店多開在魚市旁邊,魚行伙計拉輛小板車就把魚拖回店裡。我們追蹤一條價值近一百萬日元的大魚,看著它被好幾家魚店伙計估價、競拍、成交,然後拉回魚店截掉頭尾,用一米多長的魚刀沿脊椎截成四塊後冷凍,再根據需要切成小塊後賣給東京的各家餐館、火鍋店、壽司店,物流鏈就是這樣形成的。

離開築地魚市,花900日元在路邊一家壽司店吃完早飯,我們逛了一會當地的街市。這裡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街區,街道兩邊的小店鋪鱗次櫛比,賣不少有趣的東西。我買了一個很別致的日式茶杯(所謂“日式茶杯”的定義,我想應該是指沒有把手,杯身呈圓柱形),上面有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有日本首相的漫畫像,要價300日元。對於一個歷史愛好者來說,看著山縣有朋(第三任,甲午戰爭中任師團長攻入東北)、田中義一(第十五任,起草田中奏折確立日本大陸政策)、犬養毅(第十八任,主持對國民政府秘密借款)、東條英機(第二十七任)、吉田茂(第三十二任,戰後過渡政府首相,即麥克阿瑟身旁那個小矮人)、岸信介(第三十七任,組建所謂戰犯內閣)、田中角榮(第四十任,戰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十五任,六十年代迄今最穩定的一屆政府首相)這些熟悉的名字,可以同中國近現代史密切地聯系起來,折射出這一百多年來的中日關系。

主干道旁還開著許多小食店,店面小到只容得下櫃台和灶台,幾乎全是老夫妻在打理,賣面條、牛肉飯什麼的,是真正的“夫妻老婆店”。許多上班族買了一碗面就站在街道上匆匆吃完趕去工作。我對這種民間食品最感興趣,可惜已經吃過了早飯不能再嘗鮮了。

坐地鐵回到酒店時大約上午九點,困得不行,回到房裡倒頭就睡,一覺睡到十一點半才起床,在酒店的一家燒烤店裡胡亂吃了盤定食後趕去東京歌劇城(Tokyo Opera City)排練。

這座歌劇院可不陌生。讀大學時修交響樂概論,看過一部日本拍的教育片,介紹每種樂器的音色以及在交響樂團中的位置,其場景就是東京歌劇院的金色大廳。音樂廳是傳統而簡潔的長方形結構,上下兩層,面積不大,音響效果一流。我曾坐在最後一排聽東京混聲和漢城藝術合唱團的演出,音色清亮明麗、一塵不染。音樂廳大堂的柱子上嵌著日本音樂之父武滿澈的銅版畫像,我和Selwyn,Annika在此合影,可惜閃光被銅版反射回來,沒能把他老人家拍好。

我們先是在排練房裡練了兩個小時,然後三個團輪流走台半小時,最後聯排合作曲目。合作曲目有五首,新加坡出的曲目是《Singapore Medley》,是何志光的作品,糅合了四首馬來民歌而成;漢城的曲目是兩首韓國民歌《Arirang》和《Nam-Chon》,旋律和聲都非常簡單;日本選的則是武滿澈的《櫻花》與三善晃的一首漁歌《Soran-Bushi》,估計是北海道《拉網小調》的一個衍體。三善晃同志的作品我們唱過不少,極有日本風味,只是學起來太難,旋律拗口的很,這一點上堪與之比肩的大概就得數法國人Olivier Messiaen和Francis Poulenc了。

作為一個合唱團員,我一直有點羨慕獨唱家:他們唱的都是美妙的旋律,給予聽眾聽覺享受的同時自己其實也很愉悅,而且美妙的旋律都是朗朗上口、容易學會的;相形之下,合唱團則經常是每一個聲部的旋律都晦澀到可怕的境地,合在一起後才能產生優美的和聲。尤其是許多利用計算機譜出來的現代作品,作曲家往往只需要構思出一條簡單的旋律,計算機就會根據樂理自動拆分和聲,一下子把十個八個聲部的分樂譜一股腦全都噴湧出來了。這樣產生的分樂譜往往毫無旋律性可言,對合唱者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折磨。。。。。。算了,再說下去該有人冷嘲熱諷了:“有本事去獨唱啊?”我一直很迷惘的是:為什麼公眾承認交響樂比器樂獨奏具有遠為強大的表現力,而合唱卻沒有在公眾心目中產生類似的理念呢?

甚至許多樂壇人士也輕視合唱藝術。想當年談戀愛時女友向她的音樂家老爸介紹我業余時搞聲樂,老頭眼睛一亮,問是搞合唱還是獨唱,女友答說合唱,老先生又坐回沙發養神去了。

毛主席說得好: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啊!

回到正題:這一場演出共分四個部分:三個合唱團分別演唱各自的曲目以及最後的合作部分。我們TPCC作為無伴奏合唱團率先上場。

這一場音樂會我們的曲目配置是這樣的:以《烏蘇裡船歌》開場,其起始部分如晨曦薄霧,八聲部漸次展開,繼以水江天的男聲獨唱和優雅的女聲伴唱;其次是馬來民歌《Burung Kakaktua(布谷鳥)》,這首歌旋律優美而舒展,較之《烏蘇裡船歌》活潑了許多;繼而是印度民歌《Varsha》,這一首是表現季風雄渾粗獷之美的,至此已經擺脫了前兩首歌曲旋律典雅的風格;再一變,梁榮平的《Dragon Dance》開始轉向展現節奏的美,全曲唯一的歌詞就是模擬舞龍時的鑼鼓“鏘咚鏘”,由開始時男高音聲部低沉的中速層層推進直至最後四聲部共同達到高潮部分;結尾是節奏大師Francisco Feliciano的兩首菲律賓民歌《Pamugun》和《Pokpok Alimpako》,這兩首曲子的共同點是把多聲部的協作推向極致,將各聲部的旋律碎片奇跡般地嵌在一起,成為瑰麗無比的篇章,對合唱團的水准要求非常高。魯迅評價《儒林外史》時說這部書“如集諸碎錦。。。時見珍異”。正如《儒林外史》其實是無一處不精彩,這兩首曲子的效果也不僅是“時見珍異”,而是從頭至尾緊湊連貫,使聽眾始終處於高度興奮中,最後嘎然而止,毫不拖泥帶水。合唱曲裡論旋律性我最愛Benjamin Britten的《Hymn to St. Cecilia》,論節奏性就該首推《Pokpok Alimpako》了。無怪乎它在1981年德國國際合唱藝術節上獲得了最佳當代創作大獎。

總的來說,我們這一場演出是以表現旋律始,表現節奏終;慢板始而快板終。我對林曜這一曲目安排是非常佩服的,他選擇了在最後向觀眾展示我們團的水准:一個合唱團的水准並非靠音樂旋律的優美,而是以各聲部無瑕的協作來體現的。

我們後面是漢城藝術合唱團的三首韓國民歌《夢金浦打令》、《青鳥》和《農夫之歌》。他們是使用鋼琴伴奏的室內合唱團,完全在表現旋律性,所以我坐在台下除了感慨專業演員聲線素質之高以外並不能看出什麼水准來。當然,他們的音樂本身是極為優美的,有一個腰圍是我兩三倍粗的大媽唱女高音,是我聽過的合唱團演員裡最棒的。

接著是東京混聲。顯然他們不希望重復演出本國觀眾耳熟能詳的日本民歌,而是演出了一幕大型音樂詩《追分節考》。這是柴田南雄1973年的作品,指揮田中信昭孤家寡人站在台上隨意舉起一面面貼著宣紙寫著大字的牌子,合唱團的音樂家們則以此為指令在觀眾席的走廊上閑庭信步、穿梭往來,不時以歌聲相和。貫穿始終的是一柄“尺八”(一種類似洞簫的日式竹制吹管樂器)獨奏,營造出一種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抑郁蕭瑟的情境。

最後才是合作曲目的演出,雖然只是三個室內合唱團,站在一起就把舞台撐得滿滿的。第一首由林曜指揮《Singapore Medley》,清麗而不失歡快的旋律立刻把觀眾的情緒調動起來,其次是樸治龍指揮兩首韓國民歌,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後田中信昭指揮的《櫻花》和《Soran-Bushi》。

田中是東京混聲的創始人,1956年從東京藝術大學畢業後就和同學一起組建這個合唱團,擔任總指揮至今。老頭身材矮小,頭發雪白,攏在腦後,露出一個光亮的大腦門兒,真可以說是典型的鶴發童顏。老頭往台上一站立馬就能調動起演員的情緒,尤其是指揮拉網小調時他誇張地作著拉網的姿勢,連我這個第一次被他指揮的人都立刻感受到了音樂中的那種力度和狂放。

這兩首曲子成功之極,迎來雷鳴般的掌聲,三支合唱團在台上欲罷不能,由林曜和樸治龍分別把這兩支日本曲子又演繹了一遍,田中拉著這兩個後輩親切擁抱,反復謝幕,擺足了資深指揮家的派頭,這場音樂會算是圓滿成功。

我覺得這一場音樂會完全達到了主辦者的目的,即為日本觀眾呈現迥異的藝術風格。日本樂壇一向為歐洲古典音樂與日本民族音樂所統治,通過這場音樂會觀眾仿佛聞到了從亞洲其他角落吹來的新鮮空氣,無論是我們團高超的韻律美還是漢城團優雅的旋律美都是他們極少見聞的,這場音樂會獲得空前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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