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晉祠匆匆趕回太原，已是下午六時，剛好趕上開往平遙的末班車，於是乎，我們在煙雨迷漫中直奔古城而去。晚上九時，在公路邊不但看見了燈火，還看到了黑壓壓的一片城牆，平遙到了。雇了一輛哢吱哢吱響的三輪車，從平遙城六個城門中的下西門“鳳儀門”入城，找到一家旅館住下。跑了一整天，終於可以靜下心來，在微微的夜風中欣賞一下古城的風貌。由於已經夜深，雖然我走在古城的主干道西大街上，但行人極少，看得出都是游客。街邊只有一些賣刀削面與紀念品的小店還開著，與西部地區的小鎮別無二致。所不同的是，這裡絕無二層的建築，全是平房。因此城內的視野其實極為開闊，從西門就可以遙望至東門，還可以看到一片壓在城樓與城牆之上的夜空。遺憾的是今天是雨天多雲，無法看到月亮與閃爍的繁星。整體感覺：一個未經現代文明侵蝕的西部小鎮。
次日起了個大早，第一件事當然是嘗嘗當地有特色的小吃早點了。兩塊錢就可以買到一斤的蔥花餅與一大碗小米粥，一個字：值！從旅游手冊上了解到：平遙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公元前827—782年），至今2800多年的歷史。自公元前221年中國實行“郡縣制”以來，平遙一直是作為“縣治”的所在地，延續至今。現存的寺廟建築群、縣衙署、市樓均是明清建築，民居及商業街道基本上建於17到19世紀，歷經多年滄桑，仍算保存完好。
第一站：縣衙。平遙在19世紀初號稱“小北京”，相當於當時山西的經濟、文化中心，那麼這個“縣政府”當然是非同一般了。進入高掛“平遙縣署”牌匾的牌樓後，是一個寬50米，長100米的大院落。正面是氣度威嚴的大堂，有意思的是，在大堂牌匾上寫的不是“大堂”也不是“明鏡高懸”，而是“親民堂”，相當有人情味。大堂兩側的廂房按“左文右武”分別是六部的辦公所在地。進入大堂，內部擺設也就是桌案，殺威棍等。越過大堂就是審理機密案件的二堂皇，越過二堂，就是生活區，縣太爺的內宅了。內宅是山西標准的上樓下窯二層建築，樓上供著狐仙，即“護印大仙”，取其諧音，樓下是窯洞，冬暖夏涼。內宅旁的小院是花廳與後花園，亭台樓閣，楊柳魚池，看來縣太爺的生活是過得挺滋潤的。清朝的規定是知縣不能是當地人，必須是離本縣500裡以外人氏，且上任不能攜帶家眷，一年中只有春節前後十五天，共一個月作為年假。一屆知縣任期三年，年薪為白銀四十五兩。按當時的物價，八兩白銀就可以讓一個八口之家過上小康生活，四十五兩應該算是個不小的數目了。可是任期只有三年，三年後是升職、調任還是下崗是個求知數，所以每任知縣均在任內盡情搜刮，保證自己下半輩子衣食無憂。到了乾隆年間，中央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後，開始實行“養廉銀”制度，即每年對全國各縣知縣進行考核，政績合格且無貪污行為即可獲得一千兩的“養廉銀”。這種制度在當時可以算是非常先進的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地方官員的清廉。但深思一層，中央政府哪來這一千兩白銀呢？還不是通過稅收來獲得，老百姓的負擔絲毫沒有降低，只不過是把官員的貪污行為合法化而已。從現在的觀點看來，沒有獨立的司法監督來監控政府行為的前提下，“高薪養廉”也只不過是一句笑談，同樣無法避免“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現像的出現。
走出縣衙，走過縣城的中軸線南大街，與縣衙相對稱的是城隍廟與文廟。比起縣衙的威嚴氣度，這裡洋溢著的是民間生活的氣息。平遙城隍廟與別處城隍廟有所不同，是城隍廟、財神廟、灶君廟三廟合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每逢集市，這裡會是何等的熱鬧非凡，各鄉各鎮來這裡求神拜佛的、做買賣的，賣藝的，勢必將這裡擠個水泄不通。做買賣的要拜財神，祈求生意興隆；老百姓當然要拜灶君，祈求過上溫飽生活，最好還能“奔小康”；就算是縣太爺，也要拜城隍老爺，祈求風調雨順，政績斐然，官運亨通。因而，各路神仙自然就香火鼎盛了。與城隍廟一街之隔的是文廟。相對於城隍廟的熱鬧，這裡可是一個清靜讀書之地，歷代以來一直是書院的所在，主建築大成殿重修於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比北京，南京的夫子廟早240年至700年，是現存最早的文廟，還存放在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張皇帝親筆御批“第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卷。作為讀書人，城隍廟可以不拜，但祖師爺孔夫子是不能不拜的。除主殿大成殿之外，給我印像最深的是大成殿對面影壁上的一個大字“魁”。多少讀書人為了這“狀元”的名號，寒窗苦讀，期望魚躍龍門，一舉奪魁，從此改變自己一生的命運。但我也想到了一句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意即學術研究是沒有一個標准的，應該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將讀書人做學問的初衷由“為了學術而學術”轉變為“為前途為命運而讀書”。科舉制度成為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制度，從人才選拔角度看，不失為一種相對公平而有效的制度，但從教育與學術、思想研究方面看，則是扼殺了新思想的誕生。這也是為了普及教育奔走一生，“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孔夫子所始料不及的。所以，將科舉制度與孔夫子聯系在一起，或許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縣衙、城隍廟、文廟反映的是平遙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面，而到平遙不能不看的是反映其經濟活動的一面----票號。在縣城的西大街，票號、當鋪、鏢局林立，可算得上當時的中央商務區CBD了。票號中最有名的就是日升昌，創設於清道光三（公元1823年），是中國第一家票號，是中國現代商業銀行的鼻祖，業務範圍包括彙兌、存貸款業務，甚至承攬了清政府的稅賦、軍餉解押、彙兌業務。在19世紀末，曾為清政府將全國各地的賠款銀迅速彙至北京，解決了清政府當時因支付各國賠款而出現的財政危機，為此得到光緒皇帝“彙通天下”牌匾一塊。日升昌結構為三進，第一進是書信房，庫房，廂房，是接待普通客戶的地方；第二進是主廳，議事廳，是接待大客戶的地方，主廳門上就懸掛著日升昌的金漆招牌----御賜的“彙通天下”牌匾。第三進是生活區與地下秘密庫房。各種建築現在看來仍是細致講究，生活用品美侖美奐，可以想像得到日升昌鼎盛時達官大賈進入其中的繁華景像。提起日升昌就不能不提起其創辦人：雷履泰。雷履泰幼時因家境貧寒，為維持生計，從鄉下到平遙一家賭館當學徒。由於其聰明好學，很快就結束了學徒身份，成為正式伙計之一，不久之後被一家顏料行高薪挖角。在顏料行，雷的經營才能再次得以發揮，顏料行的業務迅速發展擴大，雷履泰也由此升任掌櫃。隨著顏料及其它生意在全國各地業務的增長及分號的開設，極具商業敏感觸覺的雷履泰發現商業的發展使得各商號對銀款的彙兌業務有極大的需求，此項業務有極高的利潤空間，於是向東家建議將顏料行改為專營彙競、存款的票號，並得到了東家的支持。於是，中國近代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日升昌記”就誕生在山西平遙。其管理與經營理念至今看來極相當先進，雷履泰任總經理，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經理”這個詞，下設二掌櫃一人，主管人事，書信房先生一人，主管帳務及與各分號的信息溝通，普通員工分為伙計與學徒，組織架構與現代企業已經非常相近。二掌櫃負責所有員工的工作考核與管理，所有普通員工必須經歷三年的學徒期，只管吃住，不發工資，在三年期間必須熟悉各崗位的工作，三年後考核合格才能成為伙計；伙計按工作業績及工作年限實行差別工資制，在升到最高一級工資後，可以分得票號的股份，參與分紅。書信房先生負責票號的財務運作，文件加密，分號管理，直接向總經理負責。高級雇員二掌櫃、書信房先生可以不經學徒階段，但必須是舉人出身，年薪四百至五百兩白銀，相當於知縣奉祿的十倍，每年更有上萬兩的票號分紅。票號的全部經營活動由總經理最終負責，東家不能參與經營，甚至不能從票號大門進入票號，只參與四年一度的分紅及對總經理的任免，所有權與管理權完全獨立。正是有了這套先進的管理制度，並抓住了發展票號業的機遇，日升昌吸引了大批優秀的人才，業務迅速擴展至全國各地及海外的日本，俄羅斯等地，實現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全國通存通兌，極大了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成為晉商堅強的金融後盾。以其為代表的山西票號也得以在中國商界、金融界叱吒風雲近百年。
走出日升昌，走上平遙的古城牆時，已將近夕陽西下，放眼望去，整個平遙城寧靜安逸，不復當年“小北京”的繁華盛世，真有點不勝唏噓。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如此發達的城市為何在百年間就迅速沒落呢？從歷史的角度看，平遙最輝煌的年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平遙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處於萌芽階段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遠遠領先於其他省份，但其代表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的崛起，必然會受到代表大地主及新興買辦階級利益的清政府及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雙重打擊。其政治與教育體制受中國大環境的制約，也無法培養出新式的人才與新思想，工商業、金融業也由於時局動蕩，清政府國立的大清銀行及英國彙豐銀行為代表的外國金融勢力的打擊而最終沒落式微，中國的經濟金融重心也向沿海地區轉移，平遙以及晉商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後的輝煌一頁被中國現代史的新一頁所覆蓋。今天我們只能從其留存下來的文物、建築這些“凝固的歷史”去尋訪、探究平遙那一段曾代表中國商業、金融業發展歷程的輝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