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１７號窟現代內地人，因莫高窟而知敦煌。敦煌因莫高窟也在近代蜚聲海外。但莫高窟始鑿於四世紀，到１９００年才為世人矚目，而敦煌早從漢武帝時，即公元前一百多年起，就已是西北名城了。數典不能忘祖。
如何之名，史書多有記載。但我看敦煌縣博物館女講解員的援例最為形像，她說，唐時敦煌正月十五的民間燈會規模，僅次於長安，為全國第二！
莫高窟之開鑿，恐怕也賴於當時敦煌的繁榮，否則香火哪來？而莫高窟早於四世紀就已開鑿，也是因為當時敦煌寬容的人文、地理環境。
莫高窟為佛窟。佛教開創於印度，但在印度它只是當時六大宗教派別之一。在這六大教派中，獨以佛教最具滲透力，因此能幅射傳播很遠。印度在阿育王時期，即與中國秦始皇同時期，曾大量派僧侶遠赴各國弘揚佛法。
漢武帝經營河西時，佛教已為西域許多民族，包括匈奴所接受。而敦煌是河西之末鎮，又是漢疆西關（即陽關和玉門關），直接面對西域，在當時便成為漢與西域各國交往、爭鬥的重鎮。以後一千多年，不管哪朝哪代、哪個民族統治，敦煌的這一地位始終彰顯。
敦煌多年徒民為多，各民族雜處融合，對東來西往的文化風氣和生產技術均易兼容接受。因此說佛教傳入中國，最早是在敦煌登陸應不為過。
莫高窟最早開鑿有證實為３５３年。到盛唐時，間五百多年。專家們評述這一時期的莫高窟造像和壁畫最為燦爛，有著不同時期、不同民族鮮明的形像特征和技法特征，藝術價值史學價值最高。那就是敦煌地區的特點，亦是早期佛教睿智、親切的特點。
這一時期，敦煌地區戰亂紛仍，不同朝代、不同民族，你來我往的一直糾纏不休。奇怪也不奇怪的是，誰都不擾莫高窟，反而均有增鑿，而使綿延不毀。那是很難得的。
所以今人觀莫高窟在那個時期造就的彩塑和壁畫、就多是流光溢彩，所表現的形態和內容也十分生動、廣泛。胡人的佛陀隆鼻齊准，唐人的佛陀豐滿柔和。壁畫中也多是本生、經變的故事畫，那畫面上花團錦簇，飛天樂舞，亭台樓榭，令人向往。佛陀們有沉思，有微笑，全無內地的佛們那樣威嚴沉重。
莫高窟自四世紀開鑿，至十六世紀不再增鑿，經歷了十二個世紀。即以這麼長的年代論，已是人類奇觀了。十二個世紀中，河西，乃至中國不但佛界，即使俗界的軍事、書畫、服飾、民族、習俗、建築等等在不同時期的演變，在莫高窟的洞窟裡都有描繪和記述。所以，那是我們的國寶。
可惜，十五世紀之後，絲綢之路繁盛不再，到明英中正統十二年（１４４７年），廢沙洲衛（敦煌時稱），遷其眾至內地；到了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年），更是封閉嘉裕關，敦煌棄掉，曠無建置。
莫高窟在盛唐時，已有一千窟，稱千佛洞。最後有增鑿的朝代是元，僅增鑿１０窟。到清末，流沙廢堵，亂世毀壞，編了號的僅余四百多完整洞窟。
莫高窟日漸式微，已慢慢在國人的眼中消失。
而佛教（包括黃教）此時已在中國播傳廣闊，甚至時以國教出現。莫高窟即使能向內地展示，其早期的曼靈風格還能為教眾所接受嗎？而且唐以後，莫高窟風氣日下，也已缺乏早期藝術上的絢爛了。
如果不是１９００年藏經洞，即現在編號為１７號的洞窟被王道士打開重見天日，怕莫高窟還會繼續默默無聞下去吧？
這一發現使敦煌重新被世人矚目，以至１７號窟洞藏的幾萬件文物，竟引出來個“敦煌學”！
由於莫高窟朝向東，王道士能注意到光線照耀下的縫隙，那就應該是上午。他打掃１６號窟，清理積沙。１６號窟建於晚唐，不是一個很典型的洞窟。通過一個約５米長的甬道，進入石室，石室供奉著什麼，游人通常不太注意，因為他們一進洞窟，就要急急地去看那神密的甬道右側。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鬧事了，八國聯軍發威了，慈禧逃出京城了，中國那年就數這事大。但這與王道士無關，１９００年的某個早上，他照往常一樣做他的事情。他掃著掃著，就在甬道右側發現了那讓他十分好奇的縫隙。這縫隙必定不是為王道士驟然裂開的，只是別人不如王道士那麼心細，竟將那歷史的責任留給了王道士。而王道士出身農民，他知道裂開的大體應該是泥巴。為何在這甬道的石壁上會有泥巴？好奇心驅使他去洞擴這縫隙，這一下不得了，就像趙本山在小品中說的，劈靂一聲震天響，１７號窟誕生了！那震天響應是響在王道士的胸腔裡，他一定是目瞪口呆！
１７號窟是後來編的號，之前稱為藏經洞。
借著微弱的光線，他發現這一不大的耳洞裡堆滿了高數尺的紙扎，一捆一捆的。這些紙扎，後來學者們在北京，在東京，在倫敦等地看到了，是些非常珍貴的、從四世紀記錄到十二世紀的書畫、經文、文書、法器等，大多數是用漢文寫的，一部分是用藏文寫的，還有一些其它民族文字。但王道士不懂，他沒念過書，大字不識幾個。看來洞裡沒有珍寶，如果有珍寶他不會為後來解送這批文物進省犯難，或他也不會報告給官府。
他報告的官府有一個就是敦煌當政知事汪宗翰。汪來檢視一番，連說好，好，隨手揀走了幾幅帛畫、經文，囑王道士保管好其余，就沒了下文。１９０２年，時甘肅學政葉昌熾，人稱金石專家的，從汪宗翰送禮送來的一部分藏經洞卷子中，看出多多價值，便建議將全部文物運往省城保管。但運費一算要五、六千兩銀子，政府拿不出來，便拖延下來。１９０４年，省府令下，仍是令敦煌縣檢點，就地封存，並且仍由王道士保管。一個道士，竟成了官差？這不可思議。而且在此後六年的時間，一直到１９１０年，藏經洞文物解運京城，王道士似乎才最終卸去這責任。沒有別的解釋，只能說當局並未看重這批文物。中國文物浩瀚如海，如果是八大山人的畫、米芾的字，估計就不會有這種回應。既然當局都是這個態度，你讓王道士又能如何？
沒有資料說明王道士保管這批文物，是兼差還是專差，拿不拿俸銀。但看有資料說，王道士時而還出外化緣。他得生活。汪宗翰揀走藏經洞字畫，可能也不止一次。知事拿得，士紳就不能拿？士紳拿得，販子就不能拿？這一期間，約是流失了不少。
後人評論藏經洞文物流失這段公案，最為痛恨的是洋人，而最怪罪的，是王道士！
王道士名園祿，說是湖北麻城人氏。出身貪賤，當過兵，復員後束發做了道士。我看過他的一幅遺世之照：王道士坐姿，雙手扶膝，上身前傾，蒼老的臉滿是無奈。這幅照片中還有兩個人物，一個是盜走藏經洞文物最多的英國佬斯坦因，另一個是他那混蛋顧問、中國人蔣孝琬。斯坦因不會中文，對中國文物考證乏識，不是蔣孝琬，他斯坦因懂個啥！斯坦因著中國式馬褂長袍、瓜皮帽，一看之下，原來是個賊眉鼠眼的家伙。倆人皆肅立在王道士身後。王道士地位微寒，受外國人這份禮遇，想必也會很惶然吧。何況這外國人在敦煌，當廷命官王知縣、林參將都還請他吃飯，恭敬迎送呢！
１９０２年，國際東方學會議在德國漢堡舉行。會上，曾於１８７９年深入敦煌考察的匈牙利地理學會會長洛克齊，報告了敦煌佛教藝術的輝煌，令洋人們一齊動心。與會者斯坦因更是野心大發，於１９０７年來到敦煌，於是年，及１９１４年，先後掠走藏經洞文物１６０００件。為示交易“公正”，他每次都給了藏經洞保管員王道士一些銀子。
斯坦因那廝第二次來莫高窟後，十分得意地寫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對王道士有個描述。書中說，那次王道士很感激、又很自豪地帶斯坦因參觀了第一次別後，七年內修的嶄新的廟宇、客舍和馬廄，到處栽了花草。王道士委屈地告訴斯，１９１０年藏經洞卷子具解北京後，中央曾撥款獎勵，但都被官府上下克扣光了，倒是靠了斯坦因的馬蹄銀，才修了這些內容。王道士很正直地未把他１９０７年那次交易做為一種交易，而是把斯給他的馬蹄銀做為功德錢記錄在冊，並且出示功德簿給斯坦因看。
王道士死於１９３１年，壽享不詳。從他發現藏經洞至他去世計３１年，許多事恐怕他到死都搞不懂。他不懂那些紙片、絹片咋會那麼值錢？他不懂為什麼洋人肯出白花花的銀子，他的上級們卻不肯出？他不懂，發現了藏經洞，他就已具報，雖然官府上下都說封存、解部，但為什麼直到１９１０年，即１０年之後，朝廷才拉走它的藏物？如果他知道以後百來年，後人罵洋人總是捎著王道士，他就更不會懂了，甚至會憤而訴訟，捍衛自已的名譽權呢----這怎末能怪我?
王道士不曉得朝廷的難處。１９１１年，宣統退位，那想必之前１０年，朝廷一定內外交困，哪還顧得了什麼字畫、經文呢？但朝廷推卸不了的，是敦煌藏經洞文物的價值，他還是從洋人那兒得知的。
斯坦因第一次來中國之後，１９０９年，法國人伯希和也來到敦煌，他也是奔著藏經洞的文物來的。但他比斯坦因有更有利的條件：他精通漢語，並且對中國的考古頗有心得，這一點連斯坦因也不得不嘆服：他真選了很多的精品。對付是命官又不是命官，文物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王道士，只要對他說點熱愛中國古文化，敬重出家人之類的好話，再功德些銀兩，就同樣能拿到王道士對之束手無策的卷子。他不但拿到了，還比斯坦因更為優越地進到了藏經洞裡，仔仔細細地挑選，選的全是內行眼裡的精品。
伯希和帶走了６０００件，順官道運到北京，即天子的眼皮底下。不知出於什麼動機，在北京他還裱了其中一部份，並且在六國飯店辦了一個展覽會！沒這一次展覽，中國當局還不知道藏經洞文物原還是這樣一宗寶貝哩，還不著急從敦煌運出剩余的寶貝哩！而中國的學人們也才知道敦煌出土了一大批對他們來說具有無上價值的史料。他們炸了鍋，紛紛吁請皇上趕緊因應，也終於促成學部下了一道“解部”令。這道令雖是火急，慢吞吞的敦煌縣還是在第二年,劃拉劃拉，將剩余的六、七千件啟運到了北京。有資料表明，一路上和到了北京，又丟了不少。
藏經洞出世文物，約有五六萬件，斯坦因、伯希和、俄人奧勃魯切夫、柯藥洛夫、日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一干文盜，在１９０５～１９１５這十年間先後掠走藏經洞文物約３１０００件，中國北京圖書館及各地博物館存１萬件。其余俱失落民間。即使洋人掠走的，國內現存的，其中還有部份是從民間收購的。
斯坦因那廝１９１４年再來敦煌時，巳是打掃戰場來了。他又見到了他的老朋友王道士。從王道士掃地掃出個藏經洞時起，時間已過去了十多年，現在大清也變了共和了。共和了，使斯坦因開始多少有些顧慮，但他很快發現在敦煌簡直看不出有什麼改變，他認為這“可能是惰性的作用”，因而放下心來。王道士也變得老邁但更老道了。幾句話交談下來，斯那廝已看出王道士手中還有貨，並且急於出手。他花了５００兩銀子，就將藏經洞最後的一批卷子悉數買走了。這批卷子是四年前解部時，王道士偷著留下來的。他似乎一直在等著斯坦因。
藏經洞空了。王道士十幾年來擔驚受怕，殫思竭慮，現在總算是卸了責任了。自此之後沒看到有史料再記載他的行蹤，但他又活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中，他看著他用那些破紙片子、絹片子換來的１７號窟前的新房子，一定很感欣慰。他才不管斯坦因博士對他那些房子的嘲笑呢，什麼“充滿著巨大而粗俗的、彩色的泥塑像”，去他的！
中國的學者中，第一個對藏經洞文物流失做出反應的當是羅振玉，他是看了伯希和在北京的展覽後寫了《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現之原始》，引起學術界震動。自那時起，像王國維、陳寅恪等許多學者紛紛撰文著述，出入日本、英國等國家的圖書館抄錄，廣泛介紹敦煌文物，推動政府加強對敦煌文物的保護……沒聽說他們中有誰到劫後敦煌去購回流散在民間的藏經洞文物，那一陣子，這類交易不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還通過此渠道購了許多呢。至於到莫高窟去實地察勘的，可能也多是３０年代以後的事情了。這也不能怪他們，中國的文人動口不動手，何況那會兒中國正搞北伐、蔣馮閻大戰、國共鬥爭、抗日，兵荒馬亂的，也不安全啊。
所以丟了藏經洞寶貝這事，咱們就別老怪王道士了。他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別說藏、梵、於闐、龜茲這些文字，連漢文都看不囫圇，讓他去承擔國寶流失的全部責任，怕有推脫之嫌。其實國人們正該愧怍：斯坦因、伯希和那些學者，那麼老遠都跑來，都肯花錢，都肯玩命，比比，不悲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