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行就市旅游業是一把雙刃刀，既把現代科技文明帶進山區，亦令山區重新閱讀和修正自身文化。這是極其復雜的文化重組過程，主流文化既沒有全盤扼殺山區文化，但傳統文化也不可能原封不動。以落水村為例，許多游客認為落水已經變質而嚴重漢化，到永寧山區才能找到真正的摩梭文化。筆者卻認為在旅游業的衝擊下，落水人的摩梭意識、自信與文化自豪感，猶勝永寧山區。這絕非低估過去十年旅游業對落水村的巨大衝擊，而是強調旅游業反諷地激發的摩梭主體能動性，也令我們必須跨越“傳統與文明”、“文化與發展”這些片面單向的二元對立思維。
筆者在永寧地區，發覺只要提起落水，山區摩梭人大多嗤之以鼻，謂落水人已經變質，認錢不認人。這種批評與許多游客的意見不謀而合。
筆者卻不以為然，首先，筆者強烈感受到永寧山區摩梭年輕人的自卑感。她們對外面世界非常好奇，卻欠缺接觸的渠道，只靠電視與錄像來了解外面社會，筆者就經常被永寧山區年輕人問：“香港街頭是否經常有黑社會槍戰？香港社會是否很亂？”這很明顯是長久浸蝕在成龍、李修賢式港產電影下所衍生的誤解。山區人們的想像，與城市人的實際生活，難免有差距：有一位永寧山區的當家阿咪經常叫我到火塘看電視，問是否需要把家中僅有電視機搬到我的房間，晚上又叫兒子帶我到酒吧唱卡拉ＯＫ。她們認為這是對“文明城市人”的上賓款待，卻難以理解我對卡拉ＯＫ的厭惡，也奇怪為何我不看電視劇。
單向片面影像文化所塑造的扭曲景觀，令人們對外面充滿誤解與幻想，而外面世界都是以“強勢”、“優越”、“文明”姿態出現，電視畫面多是華麗家居、電腦、手機、時尚衣裳的一襲千金，令原本已被視作“落後”、“原始”的山區摩梭人更感自卑。筆者曾碰到過摩梭人把收藏十多年從未使用的羊皮牛毛毯，甚至是把成年禮女兒的簇新便枕，先給筆者用，便仍以為薄待筆者，再三表示山區“落後”、“肮髒”、“無文化”。永寧山區年輕人對傳統摩梭文化的評價，遠低於落水年輕人，在自我表述中經常出現“落後”一詞。
關鍵是十多年來落水人每天平均遇上近百中外游客，不論是單位領導，銀行總裁，抑或作家學者，都閑話家常相互交流，從好奇驚訝到司空見慣，從渴望外出到安於現狀，正是十多年滴水穿石的漫長過程。而落水人對自身文化的評價，大多經過四個階段：
（１）１９５６（寧蒗民主改革前）年前輕松自在，根本沒有什麼摩梭不摩梭的民族意識；
（２）通電及旅游業起步後，感到自己處處不如人家，渴求衝出來，盡快與所謂文明世界看齊；
（３）大量與游客接觸，不再美化外面世界，開始看到主流社會的問題；
（４）熟識外面世界後，也習慣了游客對摩梭的好奇與欣賞，反而越發自豪自信，以身為摩梭人為榮。
十年前落水旅游業剛開發時，村內年輕皆渴望能出外見識世面。但時至今天，當永寧山區年輕人渴望出外工作，卻苦無渠道，落水年輕人卻大都輕松快活。每天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游客都進來，干嗎還要走出去孤身面對冷冰冰的世界？
筆者在落水期間，先後十多次碰上國內游客看到外國人時好奇地說“hello”的情景。反而落水人卻對世界各地游人習以為常，對驕傲自大的游人更嗤之以鼻。每個落水人都能隨意列舉城市人素質低劣的例證。
戈瓦松濃拉姆（２１歲）講述一段經歷：
“我與這個游客一起坐車從寧蒗到瀘沽湖，他越談越過分，一味談論走婚，還扯到我身上，實在受不了，下車前他問我摩梭語‘你好’怎麼說，我便故意用摩棱語說‘我愛你’。到落水下車，他碰上一個老大媽，就衝上前雀躍地用摩梭語說‘我愛你’，這個阿咪正是落水有名的潑辣惡婦，自然憤怒地痛斥這位男人。”
格則董吉對走婚的評價也充分說明了這四個階段的演進：（１）自然狀態；（２）與外界接觸初期之自卑感；（３）逐漸不再美化主流社會；（４）自身民族自豪感的建立。
“少時看見阿咪阿烏都走婚，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什麼好不好，對不對的意識，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走婚。讀書後知道外面的人都結婚，覺得自己摩梭怪怪的，開始認為結婚才正常。出外工作後，天天與城市文明人一塊，發現他們原來有那麼多感情問題、家庭問題、夫妻問題、婆媳問題，我不再美化婚姻。三年前返回落水，每天與游客接觸，令我越發有民族自豪感，你們結婚的人是很可憐的，生活壓力太大。別看落水年輕人外表看似漢化，實則我們落水人都有這份民族自豪感。”
董吉最後這一句“我們落水人”及“我們摩梭”是落水村民經常朗朗上口的，可見落水人不單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更處處充滿落水自豪感。筆者在其他摩梭村寨生活，從沒聽到當地人開腔說“我們竹地人”、“我們黑瓦落人”或“我們摩梭什麼什麼”，皆因所謂“摩梭文化”只是呼吸的空氣，生活上既不需要亦難以衍生什麼摩梭不摩梭的自我認同以至自豪感。
反觀落水村村民，每天都被游客詢問什麼“母系”、“走婚”、“馬幫”等問題，一則促使落水人自我努力翻閱外來書籍，同時多向老人查詢摩梭事跡；二來逐漸自覺摩梭與其他文化之多元差異；三來世界各地游客、電視台媒體介入、學者來訪探討摩梭文化，令落水人的自信自豪油然而生。
這份摩梭自尊自豪，既是長久與游客互動而衍生的身份認同，解說摩梭文化時難免充斥大量原本是漢族學者建構的外來話語。落水人隨口背誦的“摩梭母系八大優點”、“走婚制五大好處”、“阿夏婚姻”，都是外間學者的分析話語，而非山區摩梭人的生活語言。
另方面，旅游業不單從外而內的衝擊落水傳統，更內在地衝擊落水人自身對傳統文化的認同，以至落水人絕非被動挨打，而是積極主動地重新修正和建構自身的文化取向。
１９９９年５月２５日瀘沽湖自然村村委會公布新修訂的村規民約，內容有：
“第三條：保護摩梭大家庭走婚習俗等民族風情，是每個村民的權利和義務……第十七條：每個村民應該積極參加各項公益事業的投工投勞，不參加者每次處以罰款３０元至５０元……第二十條：在本村舉行喪事時，全村每戶必須有一名男同志參加喪禮，違者罰款３０元。”
所謂“摩梭大家庭”、“走婚習俗”、“男子參加喪事”，原本是摩梭文化的自然行為，現在卻因為旅游業需要而被建構為落水村委會的官方話語，更是從上而下的行政指令。這不單是因為旅游經濟利益而必須強調“母系大家庭”這“摩梭文化特色”，也是擔心村內新分家戶要求參加旅游項目，而威脅到既有七十三家屋的經濟收益，以至什麼“摩梭大家庭”、“走婚習俗”這些漢族詞彙正式成為摩梭自我認同的文化內核。
民族服裝也因著旅游業而產生巨大變化。１９９９年５月落水村委會之村規民約第六條規定：
“一切從事旅游服務的本村村民，騎馬隊、劃船隊、鍋莊舞以及在鳥滿河擺攤設點的本村服務人員，必須一律穿戴民族服飾，穿著要做到整潔衛生，美觀大方，違者處以罰款１０元至５０元”
在１９５６年土地改革前，民族服裝是摩梭人的生活便服，女穿百摺裙、七彩腰帶，佩帶頭飾，男戴帽子穿藏族衣服。文革時期，摩梭人被嚴禁穿民族服裝，男脫下帽子，女改穿褲子。當年不少摩梭人含著淚謂不願穿漢裝。到１９７８年三中全會後市場經濟改革開放摩梭年輕人既習慣了漢裝，更重要是時尚觀念令她們睥睨代表著“落後”與“貧窮”的摩梭服裝，反而追逐席卷全國的現代時裝；年輕人更投訴傳統服裝沒有口袋放煙、打火機、錢包與雜物。結果是只有摩梭老人穿著民族服裝。落水是例外。起初許多落水年輕人拒絕穿民族服、深感麻煩兼異樣。但每當穿戴民族服飾，游客總好奇觀賞，落水年輕人從不習慣到習慣，從怕麻煩到自豪。因著“工作”的需要，落水女子平均有五套摩梭服裝，男子約有三套。目前，整個永寧地區只有兩間摩梭服裝店，其中一間由郜阿咪嗓娜獨自經營，她就道出十多年來摩梭民族服裝的變化：
“十多年前才開始有摩梭服裝店，以前我們是自己紡織的，自給自足。但現在穿的人越來越少，都是老人穿，其他人是成年禮才來買一套，平時不穿，尤其是男裝，幾乎都是落水人來買，摩梭男人特別不喜歡穿民族服。”
旅游業令落水成為永寧地區唯一每天有摩梭年輕人穿民族服的村寨，也是唯一每晚有摩梭篝火晚會的地方。據老人介紹，過去永寧村莊晚上經常有村民拾起柴枝自發堆起火跳民族舞、唱摩梭歌。但自從錄像與電視入侵並在山區普及後，自發的篝火晚會已式微，只有春節、成年禮屋才按習俗跳鍋莊舞，而落水人就因為游客而反諷地每夜穿著華麗簇新民族服裝，跳鍋莊、唱摩梭歌。格則旦史甲采（２４歲）就表示：
“以前我們為自己而唱歌跳舞，晚上到村口堆起篝火，烤土豆、玉米和新鮮魚，根本不會想到錢的問題，我們一起吹牛，唱歌跳舞，然後一雙一對離開，走婚去。現在嘛，為游客而唱歌，為錢而跳舞。錢變得越來越重要，不好玩了。而男與女越來越分隔，連走婚也變得造作，物質條件改善了，但內心卻越發不開心，煩惱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