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台樓閣記：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凄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北宋）滕子京
(岳陽樓古圖)
【一】
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譽的岳陽樓，屹立在洞庭湖畔。起先是三國時期，東吳都督魯肅操練水師的地方。唐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始建為樓，後毀於兵燹。北宋慶歷年間（公元1045年），當時貶謫巴陵郡（岳陽在宋時屬巴陵郡）任郡守的滕子京，集資重修了岳陽樓。滕子京重建後的岳陽樓，主樓三層，高達15米，以4根楠木大柱承負全樓重量，再由12根圓木柱子支撐2樓，外以12根梓木檐柱，頂起飛檐。彼此牽制，全樓梁、柱、檁、椽全靠榫頭銜接，相互咬合，穩如磐石。一直到明崇禎十一年(公元1639年)，才再次毀於戰火，翌年重修。清代也進行多次修繕，最後一次是清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知府張德容對岳陽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修，將樓址內遷6丈有余。之後，直到1983年才又進行了一次落架重修。滕子京不但官做得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在陝西任內，就因“機要費”問題（這是皇帝批給地方官員的一小筆機動的錢），被言官參了一本（監察御史梁堅，以挪用、貪污為名，把滕子京和駐守西部的軍隊副統領張亢給彈劾了），因為之前滕子京曾經“激烈批評”過仁宗 的“好吃好喝”，言詞有點誇大，鬧得皇帝老兒下不了台，（嘿嘿！這下就該讓你也嘗嘗我的厲害吧）於是不顧範仲淹的辯護（他們二位是“新政改革”的堅定擁護者），將滕、張二人貶官（這也是範仲淹“改革”的關鍵時刻，“反對派”們，開始動搖他根基的第一步）。滕子京一到地方，仍“不思悔改”，大造“形像工程”－岳陽樓（至今仍有人考證他是個貪官，說是清政廉潔的老範被蒙鼓裡，還寫了那篇樓記，順帶為他歌功頌德），整天與一幫子文人吟詩作對，把酒言歡，還到處搜羅“唐賢今人詩賦”。其實他自己就是一位頗有才學的詩人。在大樓落成之際，憑欄遠眺，詩興大作寫就的“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澄清”詞句，也夠氣勢的，我尤其喜歡最後一句“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岳陽樓最終能夠“永垂不朽”，還是得益於範仲淹的那篇《岳陽樓記》。時值慶歷六年，範仲淹已是“新政”失利，被貶謫的非常郁悶的時候，應滕子京之請，在沒有到過岳陽的情況下，反而一氣哈成，寫得淋漓盡致，甚至喊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口號”，引來了歷代文人墨客的共鳴和推崇，成為了“憂國憂民”的千古典範。蓋過了滕子京的文采和光彩，反倒有 “我原本就不是來報考電影學院”的味道。這，或許就叫做：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慶歷新政”的“較量”，滕子京不可能從陝西的“一把手”，被貶到巴陵郡，也就沒有閑情逸致來重修什麼“勞什子”的岳陽樓，老範也絕對不會在“日理萬機”中“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如此這般地“滿腹腦騷”的寫就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同時被貶安徽滁州的歐陽修（也是範仲淹的“朋黨”），如果不是這次的“失勢”，同樣也不會在繁忙的朝政中，感受到“山水之樂”，更不可能“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其樂亦無窮也”，也就不會留下這千古傳頌的優秀散文－《醉翁亭記》。從這個層面上講，他們豈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再看看，二十多年後的宋神宗年間的王安石，雖然變法取得了宋仁宗孫兒的絕對支持，初步階段也非常成功，但是也落了個“二度罷相”的結局。想得更遠些，戰國時期，商鞅的變革空前的成功，為秦國後來的統一六國，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自己卻戲劇般地得到了一個“腰斬於世”的“下場”。當然，也正因為有了這些仁人志士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理想，即便是面臨著萬丈深淵，可能“粉身碎骨”，仍然“前僕後繼”。因此，中國才會在緩慢中進步，前程才會充滿希望。【二】從漢口到荊州（那時稱荊沙市），再坐班車經由江陵輪渡，踏過長江，進入湖南的公安、常德，直至長沙、湘潭，進行我人生的第一次大游歷。在湘潭“旗開得勝、首戰告捷”後，才安下心來游覽了這座聞名遐邇的岳陽樓（對於每個人來講，生存往往是第一位的。吃飯問題不解決，說什麼都是空洞的）。岳陽樓背靠岳陽古城，俯瞰洞庭，遙對君山，北依長江，南通湘江，當我登上這“狀似頭盔”的高樓，遠眺那煙波浩渺，水天一色的八百裡洞庭，只見白帆點點，雲影波光。在湖光瀲灩中，我的腦海裡卻泛起了 “先天下憂樂”的範仲淹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歐陽修，以及他們那場“短命的改革”。由此，默默祈願我們的改革開放，能夠繼往開來，不走彎路。（現在想來有些可笑，但在當時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之一。）閑話少說，言歸正傳。話說，宋仁宗（趙禎）在公元1022年（即天聖元年）登基之後，還算是一位想“有所為”的君主。但是這時的北宋中期，日子並不好過。在內外交困的時候，他想到了變革，想起了範仲淹。
(範仲淹畫像)
範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蘇州人，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的進士。“慶歷新政”前，曾經“三起二落”，一是天聖二年（公元1023年），因不滿趙太後干政，以“寧鳴而死，不默默而生”上諫觸怒太後，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出發前友人送至城外，說“此行極光”，第二年太後亡，他又回到 了京城，時任右司諫；另一次是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時任右司諫的他，因災情上諫犯了龍顏，被貶地方（遠行時親友送到關外，說“此行尤光”。“慶歷新政”失利後，他自嘲道：仲淹已三光矣。）至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才調任蘇州知府。景佑五年（公元1039年）西夏犯宋，兵逼延州（今陝西延安），皇帝才起用了範仲淹任陝西宣撫使，他時年已經50歲，依然風塵僕僕地趕到延州戍邊。赴任後，只見到處是斷壁殘垣，生靈塗炭，許多難民無家可歸，範仲淹心情沉重地吟出《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後經範仲淹的運籌帷幄，安頓民生，修塞固邊。西夏的騎兵很難再縱深而入，當時邊關流傳了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琦），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連西夏王李元昊也感嘆道：範仲淹的胸中有百萬雄兵！
到了慶歷三年，西夏在與宋的對峙中，討不到更大的便宜，只好同意議和，自此北宋又贏得了一絲安定的局面，皇帝才想起來一定要“革新圖強”，於是開始風風火火地“勵精圖治”。
現在皇帝又想起了他，剛開始範仲淹也有些推諉，但在皇上的信任（或叫寵信）下，數日內就拿出了他著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四）擇長官，（即派出得力的人才檢查地方政績）；（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九）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十）減徭役，（即減少民間稅負）。
宋仁宗一看極為高興，因為範仲淹在這份奏章中，說出了一個“真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受歷史局限性的影響，範仲淹還一時半會，想不到或者不敢去想，觸及皇帝“革新”的底限）
除第七條“修武備”的“建言”外（軍權對一個皇帝來說，是其要緊的“命根子”，從此可窺一斑），其他九條全部照准，補充可操作的細則後，陸續下詔，全國執行。時人稱為“新政”，即後來史稱的“慶歷新政”。其核心內容，按現在的話說，就是干部體制改革。這檔子的事，攤到現在依然是塊非常棘手的“燙山芋”。
當時更大的問題出在“門蔭”（又稱“恩蔭”、“蔭補”，通俗地說是“大樹底好乘涼”、“朝中有人好做官”，就像我們改革開放前的“留城”和“補員”）和“納粟”（即買官，或捐官）上。在這些現像的因素下，現任官員不但冗員嚴重，而且普遍素質下降。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在湖北鐘祥考察“長官”時，就發現“一把手”的王昌運年老多病，走路都走不了，三年來，州政荒廢。後來替代他的劉依，也已經七十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都不知道。看得歐陽修直搖頭。
所以這“新政”執行起來，困難重重也就不奇怪了。當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面臨重新分配時，他們也就結成了聯盟的“反對派”，隨著範仲淹的“大刀闊斧”下，哀聲遍朝時，老範“狠心”地說，“一家哭總比十家哭、百家哭，乃至萬家哭好。”於是在“反範大旗”下，集結了相當一批大官僚、大地方豪強和大內太監，串通、組織了“倒範計謀”。
第一計從經濟入手，可惜範仲淹清明廉潔，搞不倒他，就從他的根基動手，上面說過的滕子京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之一；
第二計是栽贓誣陷，前朝老臣夏竦，曾在歐陽修的彈劾下遭貶，懷恨在心。現也站在了“反對派”行列，他喜歡書法，還培養身邊的一位丫環，模仿名士石介（他是一位堅決支持範仲淹的大名士，經常寫文章議論朝政）的筆跡。這夠黑的夏竦唆使丫環，篡改了石介給富弼（範仲淹的心腹干將）的信，暗含要“發動政變”，廢黜宋仁宗的內容。把這子虛烏有的信，“舉報”到皇帝老兒那裡，仁宗看了，雖然不太相信，但是也泛起了嘀咕。
第三計也是最致命的陰招，就是告範仲淹“朋黨”為私。以當朝宰相賈昌朝、大官僚王拱辰、前朝老臣夏竦等人串通，指使諫官錢明逸彈劾範仲淹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考察的官員，多是自己的朋黨。凡是一黨的竭力維護，非一黨的排斥打壓。
這一狀，觸到了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宋太祖趙匡胤執政的第三年（公元963年），以唐朝“牛、李黨爭”（最終發展為威脅皇權的“離心力”）為鑒，在這年九月下詔：凡是及第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以後歷位君主，在禁止朋黨問題上，態度堅決，絕不姑息。
收到“小報告”之後，宋仁宗給了範仲淹一個“答辯”的機會。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仁宗在朝堂上問：“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
胸襟坦蕩的範回答說：“我在戍邊的時候，見到能打仗、會打仗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膽小的人也自為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的。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能分辨忠奸的。假如結黨為公，那又有何害呢？”
宋仁宗對這樣的回答，很不以為然。範仲淹因此逐漸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此時，血氣方剛的歐陽修（公元1002年～1072年，字永叔，號六一居士，廬陵人，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聖八年，即公元1030年中的進士，累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直抒胸臆，一口作氣寫了一篇《朋黨論》呈交宋仁宗，卻無異於火上加油。
歐陽修的《朋黨論》政論，對黨爭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朝廷中的確存在結黨。他分析為：有小人以利益為聯盟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他向皇帝提出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利弊，“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這就等於向皇帝挑明，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啦。如此理直氣壯的宣告，等於說“反對派”的狀子，告得沒錯（不是污蔑），同時也在挑戰皇帝的“底線”。所以此文一出，“反對派”們彈冠相慶，他們是絕對不會承認自己是朋黨的。政局急轉而下，這篇《朋黨論》成為了“慶歷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對於宋仁宗來說，首先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敏感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野反對之聲連成一片，只好下決心把“氣銳不可折”的範仲淹，逐出“歷史舞台”。
這一年六月，任命範仲淹為山西宣撫使（處理地方軍政事務的高級官員），他一離開京師。“反對派”們就開始全面反撲，仁宗皇帝也全面動搖了。十一月下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罷免了範仲淹的職務，貶官至陝西彬縣；罷免富弼的樞密副使職務，貶官至山東鄆城；罷免韓琦的樞密副使職務，貶官至揚州；罷免積極支持改革的宰相杜衍，貶官至山東兗州，理由是“支持朋黨之風”。連他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名士蘇舜欽，也被罷官，並削職為民。歐陽修也同時被貶安徽滁州。
一場歷經一年多的轟轟烈烈的“新政”改革，就這樣謝幕啦。幸虧以包拯為首的一些人，盡力為抑制“門蔭”的措施，說了些公道話，“新政”的成果才沒有被“全盤否定”。
【三】
“曲終人不見”的今天，我來到了岳陽樓，走進大廳，牆壁上這篇鐫刻著時代痕跡的詩詞，似乎讓我聽到了，那振聾發聵的歷史回響－“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範仲淹在千百年前就無愧地做到了。只不過，這樣的志士仁人身上，為什麼總是要籠罩著悲劇的色彩呢？難道說，這是回旋不去的“民族怪圈”嗎？果真如此，不能不說這是中國的悲哀，民族的大不幸。
也難怪，歷史上那麼多的高人逸士，在進不能“經才濟世”時，只好選擇退而“獨善其身”。安下心去“江上數峰青”啦，這樣反倒創造出“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繁榮的文學氛圍。由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除了“殺伐”之外，就是一部非常厚重、輝煌、無奈的文學史。
喜兮？！悲耶？！
……
附錄：範仲淹的《岳陽樓記》原文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像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裡，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1991年10月游歷2007年6月整理自《旅行大事記》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