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古可以知今，讀史可以明志”對人本身存在的意義和生命終極價值這類心性之學的探討上，當今哲學界最前沿的研究課題，也沒有超越老子五千言《道德經》和莊子《逍遙游》、《齊物論》的範疇。翻閱《史記》，讀到《孝文本紀》中漢文帝的遺詔和司馬遷在《外戚世家》篇首的一番感慨，還有那篇千回百轉、肝腸寸斷的《報任安書》，其中對生死榮辱、天道人倫、乾坤陰陽的體悟，之深刻之精到，遠遠在今人的識見之上。“到哪裡去找回我們在信息中丟失的知識，到哪裡去找回我們在知識中丟失的智慧？”英國詩人艾略特三十多年前的這番慨嘆，看似一個悖論，實則觸及了現代工業文明的軟肋和硬傷。解讀芒碭山，就是對西漢梁國的歷史文化，對梁孝王劉武的一種遠距離審視，三百裡梁園及由此衍生的梁園文化，則是其中無可規避的話題。春風中一同尋訪三百裡梁園僅存的幾處遺址。出門的一瞬間，耳邊陡然傳來一聲長嘯：“千年我向梁園來，幾尋遺址城東隅。”那是清代“雪苑六公子”之一徐作肅的歌吟。兩個千年都已經杳如黃鶴，與徐公子不同的是，他向東，我們向西，我們先去城西的三陵台。
站在三陵台的最高處，我努力想像兩千多年前梁孝王率一干文士在此吟風弄月的情形。三陵台離睢陽古城不遠，若果如史書所言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裡”的話，三陵台當在梁國都城的城中，最不濟也在三百裡梁園的中心地帶，是他時常走動的地方。對梁孝王劉武，史書多有褒貶，且貶多褒少。今人著文，論及他也多有“窮奢極欲”、“欲壑難填”的評價。但是，縱觀史料典集，我覺得劉武還是有很多可取之處的。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富甲天下貴為王侯的他有驕奢淫逸的一面，也有雄才大略、風雅率直、憐才惜士的另一面。正是在他的打理之下，梁國、梁園、梁園文化才在當時及此後千余年間一直為天下人矚目，漢梁文化的溢彩流光，也一直被商丘人引以為自豪和驕傲。
劉武執掌下的梁國，疆域廣大，人口密集，富桑麻之利，通漁鹽之貨，農業、商業、手工業都極為發達。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強民富，此時築城池修園林，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築東苑，方三百裡，廣睢陽城七十裡，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平台三十裡。”“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至。”在劉武手裡，三百裡梁園成為名滿天下、只有漢景帝的上林苑可與之媲美的大型王室園林。枚乘在《梁王菟園賦》中記錄了當時天下人爭相游覽的盛況：“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涿容麗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予雜還而往翚焉。車接軫而馳逐，輪錯轂而接服。騰躍之意未發，嬉游之歡方洽……”游人徜徉在奇花異卉、茂林修竹之間，但見重樓起霧，飛閣生風，離宮別館中是看不完的霓裳翠袖，聽不盡的夜夜笙歌。或艷陽高照，或月白風清，孝王與文士們因物起興，酬唱應答……想來，此時的劉武怕端不出一國之君的架子，只顧得意興湍飛，情趣逸然，興興頭頭地做一回風雅主持、騷客莊主。
梁孝王愛才，喜風雅，重金高位招攬天下人才，不僅對早有才名者如此，對默默無聞的無名小卒，一旦聽說有才志，也必定慷慨相助。史料記載，當時梁國有一名為焦延壽的讀書人，家境清寒，少有大志，對《易經》研究獨有心得。孝王聽說後遂起憐才之意，命王室“供其資用，令極易學”。在孝王資助下，焦延壽潛心向學，終成西漢哲學大家，成就一家之言，有《焦氏易林》傳於後世。
梁園及梁園文化浸潤了千年百代，自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至今，一代代的文人來了又走了，或因梁園而起，或為梁園而寫，或寫在梁園，留下了數不清的歌詠、嘆婉和惆悵，他們尋尋覓覓，找尋的是我們民族一脈相承的文化。梁園沒了，繁華落盡，遺跡僅存，但那些詩詞文章還在，那些文脈精神還在，流風所布，深入後人，及至千年之後的我們，還深得其惠，受益無窮。就像梁啟超先生所說：“生斯邦者，聞其風，汲其流，得其一緒則足以卓然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