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游客來說，來到馬六甲，三寶廟（紀念鄭和的廟）是必須看的。
鄭和，這位文化使者（很多人這樣稱呼他），與其七下西洋的航海事件，不止是明朝，乃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都是熠熠生輝般閃耀。當我站在三寶廟這間在當地屬於毫不顯眼的小廟前，心中不禁產生了很多的唏噓。
三寶山一直以來都是華人墳場，在其存廢的問題上，與當地馬來人還長期存在著爭議。馬來西亞由幾大民族組成，族群問題相當敏感，因此，當局暫時擱置了這個有爭議的官司，讓三寶廟等古跡一如既往地保留至今。
馬六甲有二十多萬華人，占當地人口近三分之一。這裡的華人都把鄭和當作自己的祖宗，因為華人移居馬六甲始於明朝鄭和下西洋，沒有鄭和就沒有馬六甲華人的今天。
三寶山是馬六甲市東南部高約一百英尺的一座小山丘，面積僅一百英畝左右，山上共有一萬二千多座墳墓，是中國以外的最大華人墳場，是華人數百年來落地生根的見證，也是中馬兩國人民和睦相處、親善友誼的像征。這座矮小的山丘，凝聚了當地華人太多的情感，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發源地。
自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至馬六甲獨立，一百多年來，三寶山曾先後多次遭受各有關當局征用的厄運，但每次都遭到華人社團的強烈反對，最終都化險為夷，有驚無險地度過一次次的難關，至今保存了三寶山的完整。
對於三寶山的來歷，從中國史書中無法可考，倒是馬來西亞的史書有記載：根據《馬來紀年》，明朝皇帝把漢麗寶公主下嫁蘇丹曼速沙，並派遣五百多名宮女隨從公主定居在一座設有城堡的山上，那座山後來成為華人區，鄭和七下西洋曾在此定居。這就是三寶山，是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最早落腳點之一。
在三保山的西南山麓，有一座中式風格的建築，飛檐鬥拱，屋頂刻有精美的動物圖案，紅柱、白牆、黛瓦，門上方的黑色牌匾上書“寶山亭”三字。這裡的華人習慣稱呼它為三保廟。據說，這裡的一磚一瓦都是從中國運來的。寶山亭的飛檐上刻著彩龍戲珠，像征三保公駕飛舟破白浪，揚帆遠航的壯觀景像。院內一側，立著一座鄭和的石像，身著官服的鄭和器宇軒昂，栩栩如生。在廟側邊一間小房間內，供奉著鄭和的神位，同時還有福德土地神和天後媽祖。可見當地華人已將紀念鄭和與中華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廟內那口由鄭和帶領手下開挖的水井，至今依然為後人奉獻清洌甘甜的泉水。門口兩側的對聯：“五百年前留聖跡，四方界內顯英靈”。
令我吃驚的是，這次來這裡看到在廟裡正中曾長期被香火供奉的鄭和，卻被移走了，代之以“大伯公”。鄭和的塑像被放至廟旁一角，只是一尊普通塑像而已。據說是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不久前來此參觀時發現了問題：鄭和是穆斯林，而穆斯林一不可拜偶像，二不可被人崇拜，故其像被移至側邊合乎情理。
在鄭和下西洋六百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在喋喋不休地爭論著，其中最大的爭議在於這樣一個因果假設：中華帝國之所以日漸沒落、沒有變成富強，是因為沒有走上海外殖民擴張的道路，似乎中國的富強必須通過這樣一條道路才能達到。而鄭和的遠航與這種海外殖民擴張的目的相去十萬八千裡。那片海，其實並不屬於鄭和。中國落後的真正原因，是禁海令之類的鎖國政策，斷絕了與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在歐洲突飛猛進的時候，中國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自我陶醉之中。利瑪竇帶來世界地圖，令當時的中國人耳目一新，而到了鴉片戰爭，洋人打到家門口了，清朝官方對於西方的認識反而倒退到了明朝之前了。
我覺得，中西方航海在結果上的差異，是由於當時中西方的社會形態不同所造成的。歐洲當其時正在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為了加快這種積累過程，海外擴張是最簡單、快速而有效的方法。馬克思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資本逐利，逐到海外去了，而且還使用到非道德、甚至血腥暴力的手法。航海在當時屬於高風險活動，而當時歐洲航海技術的進步，令這種殖民擴張成為可能，大航海事件直接推動地理大發現，而地理上的發現又反過來加速了殖民擴張。
大航海形成了第一次的經濟全球化。我們今天談論全球化，似乎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最早的全球經濟貿易的一體化早在明朝就開始了，雖然那種程度與今天的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語。據說歐洲人前往東方探險的欲望源自《馬可波羅游記》的蠱惑人心，如果是這樣，馬可波羅就是超級大忽悠的專家了。要比較此時東西方社會的發展水平，確實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誰高誰低，說不清楚，因為文化差異，標准無法統一。
說到葡萄牙的航海史就必須說到恩裡克王子（1394—1460），即有“航海家”之稱的亨利王子。他是國王諾昂一世之子，葡萄牙航海的領袖、大航海積極的鼓動者和推進者。1415年，諾昂一世與亨利率兵渡過直布羅陀，進攻摩洛哥。該事件對於葡萄牙的航海發展意義重大。亨利從穆斯林俘虜口中得知阿拉伯人同非洲黑人貿易的重要情報。他是個狂熱的基督徒，一生都以同穆斯林作戰為己任。1420年前後，他建立了一所航海學校，培養了大批熟練的航海者。馬德拉群島和亞速爾群島被先後發現，成為大西洋航行的補給基地。1445年，葡萄牙船隊發現佛得角群島。同年，葡萄牙人開始闖入黑非洲，並在西非建立一座堡壘，作為擄掠的根據地。從黑非洲掠得的黃金、像牙、黑奴使葡萄牙人得以繼續在向東方擴張。以後葡萄牙人每到達一地，就建立起據點，並用收益來進行下一步行動。亨利王子畢生從未參加過任何探險遠航，但他卻是葡萄牙這艘海盜船的“領航員”。到1460年他去世之時，葡萄牙的航海事業已經開始進入繁榮期。
1481年，諾昂二世繼承王位，他同時也繼承了叔父亨利的遺志，積極推動航海探險。1487年8月，迪亞士奉命率船隊離開裡斯本，考察西非海岸。次年6月，他抵達風暴強烈的非洲最南端，並稱之為“風暴角”。大概是擔心風暴角之名會嚇壞航海者，諾昂二世後來將之改名為“好望角”。
到了曼努埃爾時期，適逢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葡萄牙的航海達到鼎盛時期，加緊策劃前往印度的探索，於是有了瓦士古·達·伽馬（1460--1524）的印度之行。達·伽馬於1497年7月率船隊由裡斯本出發，探索繞過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線。船隊首先到了佛得角群島，然後朝南直駛南大西洋，然後向東到達好望角，由此繞開了非洲西海岸對於南下極為不利的天氣。他憑著極大勇氣繞過那令人生畏的好望角後，向北沿非洲東海岸航行。1498年3月進入莫桑比克。4月穿過阿拉伯海，5月，在離開葡萄牙近十個月後，達·伽馬到達印度南部最著名的商業中心卡利卡特，他是在較早在印度使用武力的殖民者，依靠武力搶到了寶石和香料。1499年7月，達·伽馬回到葡萄牙，完成最早的亞洲之旅。
反觀鄭和，真乃和平使者也。除了有兩次因為自身安全受到威脅而使用武力之外，鄭和的龐大隊伍可以說是秋毫無犯，而且還對沿途國家恩賜有加。這一點，確實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像，達到了出訪的政治目的。
在對鄭和功業的緬懷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像，人們總喜歡將他與七十年後的哥倫布相比。哥倫布改變了整個世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鄭和呢，除了給皇帝帶回一些充滿海外風情的禮物和留下一些荒誕和參雜史實的傳說外，對中國積極的影響可謂少之又少。有人以惋惜的心態來表達這樣的一種情緒：本來中華民族有過拓展海外生存空間、走向強大的機遇，可惜鄭和無法把握，讓此等機遇擦肩而過。
今天，那些對鄭和非暴力、非殖民主義的行為感到惋惜的人，其實是居心叵測的，他們盼望鄭和在海外實行“中華帝國主義”，讓中國成為霸權國家。
幸虧鄭和沒有這樣做。那些曾經稱霸海上的歐洲國家，後來不也是走向衰落了嗎？他們為此付出巨大代價而得來的一時繁榮，也終歸煙消雲散。而所背負的罵名，令他們的子孫後代至今依然陷於良心的懺悔之中。從這點來看，我們應該感謝鄭和。
鄭和航海，與葡萄牙、西班牙人開始的航海殖民活動幾乎同時進行，而陰差陽錯地，鄭和與歐洲航海家的航程交彙在馬六甲這個地方。這是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這種地理位置還造就了馬六甲乃至於整個馬來西亞多元文化並存的今天。
到過馬六甲的，除了鄭和的龐大船隊，還有後來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原本寧靜的小城，從此進入紛爭不斷的多事之秋。將馬六甲放大來看，就是歐洲的殖民史。城內現存的古跡——荷蘭紅屋與城堡，就是例證。此外，紅屋旁邊的小山上，還坐落著那座沒有屋頂的聖方濟各教堂，令人懷念那位對東方傳教事業貢獻巨大的神父方濟各·沙勿略。傳教士以傳播信仰為己任，但卻同時傳播了文化，如同蜜蜂采蜜為了覓食卻傳播了花粉一樣。 歐洲人的殖民活動又何嘗不是這樣具有雙重性？
在鄭和下西洋六百年後的今天，媒體對此事件進行了熱鬧的炒作。現在重提舊事，無非是想向人炫耀一下：我們的祖宗比你闊綽，或者比你闊得早，就好像我們死抱著古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不放一樣。對於從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外族堅船利炮欺負的中國人，在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的今天，懷念老祖宗揚帆出海的豐功偉績，寄托某種一廂情願的臆想，是可以理解的。
如歐洲人那樣，沿著哥倫布的足跡，開拓海外殖民地，我認為並不值得羨慕。但是，以事論史，鄭和錯過殖民海外的機會是肯定的。並非技術上達不到，當時鄭和帶領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而哥倫布首航時，只不過有三只小帆船而已。事實上是明朝那種內斂的、保守的政治制度，注定鄭和的遠航只能是勞民傷財卻無實際經濟效益的形像工程。
對於鄭和下西洋，正史並不重視，無非把其看成揚威於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義甚至還遠遠不如張騫溝通西域，官方的史冊對此事也只是一筆帶過。如果說到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歐洲人的功勞似乎更大。在西方大航海之前，中國人是以海路將貨物分段運送，最終送達歐洲的，沒有中國人可以一船到底、從中國走到歐洲去。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卻可以在這條貿易線路上做到了，西方人航海技術高超是其一，另外其冒險精神又可見一斑。這種新貿易方式令中西方交往開始進入頻繁時期。
很多人認為大清帝國的崩潰是由於洋人侵略、太平天國和孫中山的革命黨等原因。然而，我認為其深層的原因卻是從明朝開始的這種全球化所帶來的中西方頻繁的交往。新的文化和觀念源源不斷從西方傳入，同時還有新的價值觀，與大清朝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產生強烈碰撞與摩擦，最後令清朝解體。如果沒有這種中西方接觸，清朝應該可以繼續存在兩三百年。所以說，全球化要了愛新覺羅家族的命，無法幸免。這種由於外來文化而令政權解體的例子在全世界都存在。
因此，當今天中國加入全球化行列，社會形態也處在劇烈的轉型階段，就理所當然了。
鄭和七下西洋，算的是政治賬，也就是明朝的面子。明朝即使和外蕃做貿易，是一種現在看起來很可笑的“朝貢貿易”，明朝只賠不賺，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認自己是名義上的老大。中國統治階層的這種思想，一直延續至清朝。因此才有了英使馬嘎爾尼在北京的外交碰壁和後來的鴉片戰爭。
鄭和的使命，還在於那個讓人猜想不已的建文帝朱允炆。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龍椅上坐得不踏實，派心腹去找。另外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讓人來朝貢。這是純政治目的，高開支低收益，這種行為只能用於政治工程中，可以不講代價。這種事情即使到了現在，依然存在。
另外還有一樣我們必須提及的，就是明代太監干預政治的問題。鄭和是太監，從小就被閹割，從生理上來說是受害者。為何人們對太監干政總是憤憤不平、無法接受？自從最早設計太監制度的那一刻起，就已經為太監干政留下了巨大的空間。皇帝最信任身邊何人？皇子皇孫爭權奪利，皇後妃嬪紅顏禍水，大臣們口中雖唯唯是諾，內心未必不會謀反。所以，太監這種缺乏正常人格的人時常被人認為最為忠心，皇帝寧可縱容官員腐敗也絕不可容忍手下的不忠誠，對皇帝來說，貪官總比叛臣要好。所以，皇帝不信任太監還會信任誰？太監干政是制度出了問題，就好像官員腐敗也是制度問題一樣，這是必然的。明初的朱元璋對歷朝宦官禍害是有所警惕的，但情況後來慢慢就變了。宦官干政始於朱棣在位，後來一發不可收拾，歷朝歷代中，明朝擁有最多胡作非為的太監，王振、曹吉祥、劉瑾、嚴嵩，到魏忠賢時終於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太監干政很多時候都是皇帝造成的，譬如嚴嵩是因為那個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而魏忠賢扶搖直上則是因為那個不務正業的天啟皇帝朱由校，讓歷史開了個過分的玩笑。太監制度的本意是杜絕太監干政的，但是帝國的國家機器時常會遇上運轉不下去的困局，太監階層就像一個不相干的齒輪，也被放進機器裡面了，結果往往令機器癱瘓或解體得更快。干政的太監分為兩類，受人鄙視和受人尊敬的兩種，鄭和明顯屬於後者。
明朝從鄭和下西洋的“開放”到後來的海禁，轉變得相當迅速，原因是明朝根本就不想貪圖海外的財富，只要外蕃像征性地臣服。因此哪怕鄭和發現了新大陸，當時的朝廷大概也不會建立海外殖民地，因為從心態上它個是封閉的帝國。
哥倫布遠航的目的則不一樣，完全是為了財富。當時的歐洲，從貴族到平民，都在傳說著東方的印度和中國是如何的富庶。哥倫布揚帆出海，直接的動力就是求財，這種動力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是相吻合的。與鄭和這個皇帝的私人奴僕相比，哥倫布是個有點海盜氣質的冒險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支持者和贊助人而已。他並非奉命去完成某項政治或宗教的使命，而是想辦法獲取最大的利益。與鄭和相比，哥倫布更具個人意志和英雄主義色彩。而鄭和的遠航，則完全是帝國行政觸角的延伸。
掠取疆土和財富，那是上至國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感興趣的事業，這樣的事業有激勵機制，人們願意冒險去做。哥倫布的遠航才能掀起了歐洲人的淘金熱。而朝廷揚威於海外的政治工程，只是為皇帝和國家的面子添彩，對老百姓並無實惠之處，難怪鄭和的航海日志後來被人燒掉，留給歷史一段惋惜。這種由政府一手包辦的形像工程，注定要人亡政息，換了個皇帝，鄭和的命運就大不一樣了。
鄭和和哥倫布沒法簡單地類比，哥倫布因為發現新大陸生前異常榮耀，死後名字也和新大陸聯系在一起。而鄭和費盡心力，卻沒有一片海真正屬於他。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決定一個民族前進方向的不是技術而是文化制度。所以，我們現在對六百年前祖先高超的航海技術的那種自豪感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鄭和在今天的價值，可以幫助國人提高海洋意識，以鄭和下西洋的和平性批判西方的殖民主義。今天中國國力上升而產生新的國際秩序問題，其中確實還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
鄭和下西洋勞民傷財，最終受到朝臣的反對而終止，此後的中國也失去了探索海洋的興趣和勇氣，開始走封閉與內斂的道路。這種單純顯示國威的行動除非有強大的財力作後盾，否則就必須計算它自身的效益問題。鄭和船隊既沒有西方後來采取的殖民主義方式，也沒有考慮擴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應該說，在明朝皇帝與鄭和的意識中，尚未有經濟與貿易的考慮，也沒有相應的制度性刺激。沒有激勵國民分享成果的制度，例如將新發現的無人島嶼進行分封等。這是中國朝貢制度的特點，它在維持與周邊的關系方面有其特殊的價值，但在廣泛的背景下，其效能卻在急劇衰減。政治威望的收獲抵消不了經濟上的消耗。沒有經濟上的計算，也沒有制度上的激勵，注定了遠航不會有更多實質性的成果，甚至它自身也難以為繼。這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相似，保持了那種只重視政治威望、意識形態而不重視經濟利益的弊病。沒有經濟利益考慮的任何海洋行為，都不會有實質性成果，也不可能持久。
關於國際秩序，我們也無法把鄭和下西洋說成是歷史的另一種選擇。由於它不能持久、因而無法建構新的國際秩序。鄭和的行為旨在構建當時的一種國際關系。他與其他國家有過一些接觸，甚至也吸引一些人到明朝朝貢，但總的來說，並沒有建立起比較穩定的關系。退一步，即使按照這種方式構建起一種不同於西方殖民主義的秩序，它最多也只能是朝貢體系的延伸與擴展。我們盡可批判西方對待其他民族的殘酷性以及從殖民主義而來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但是，如果鄭和的秩序只是朝貢體系的擴大和延伸，我們也就不必自我吹噓。朝貢體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體系，雖然中國沒有對其他國家進行掠奪，但也是存在對周邊民族的欺壓，讓其他國家臣服。
我們看到鄭和下西洋沒有構建新秩序，而且，即使構建了，也未必會好於西方的。國際秩序需要融合東西方各自的觀念，將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秩序觀念與中國式的理想結合起來。
西方的殖民歷史是野蠻與殘忍的歷史，但同時，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後，將西方科技與文化帶到全世界，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至於將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以及自由貿易的觀念帶到全世界，這裡就不用再說了。詭秘的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逐步孕育出新的國家主權的觀念和國際秩序。在這種框架之下，產生了國際公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等國際秩序的新規則。今天，人權、環境保護等共識又開始超越國家主權，讓世界走向更高的文明和人道主義。盡管國際政治的現實遠不是那麼理想，但我們卻也無法否認西方文明與秩序的核心價值。
在今天中國國力不斷增強之時，不少中國人開始做大國之夢了。然而，一種普遍的共識已經達成：那就是，中國在能夠輸出價值觀之前，不會成為大國。中國能輸出什麼？佛教是舶來品；輸出孔夫子那堆破爛東西嗎？老外看不起。那道教思想呢，過於唯心，難以服人。
看來我們的大國之夢，真不知還要做多久才能夢想成真！
2008年3月於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