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宮
最近聽說，泉州的濱海大道已經貫通，可以沿著晉江入海口，一路開到崇武。說起崇武，打小就從廣播、電視裡的天氣預報中熟悉了，一句“崇武以南沿海，風力Ｎ級到Ｍ級、陣風……”，使一座當年抗擊倭寇的石頭城堡聞名遐爾。這幾年“崇武古城”、“崇武石雕”和
崇武周邊的大、小岞的“惠女風情”，更是讓這座小鎮名聲大噪。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工作關系我每周都要去一趟崇武。從泉州坐13路公交經324國道，到洛陽鎮再轉車。對於崇武和惠安的印像除了海灘、古城和“惠安女”外，也就是淡淡的記憶。
一天周末忽然心血來潮，約了阿炳、燕東去走濱海路，他們都有俗務纏身，只好獨自一人上路。一出後渚大橋就是惠安縣轄區，橋的那頭是百崎回族自治鄉，從這裡開始就是入海口了，據說鄭和下西洋時，曾在這裡招募了一批當地的回民。村口的“白奇石亭”裡，曾經留下過鄭和和他的船隊的身影。著名的秀塗港離此僅七公裡。
沿著秀塗東行，路上的堤岸蜿蜒綿長，眼前都是無垠的大海。除了呼呼的海風掠過雙耳外，行人稀少。村邊靠岸拋錨的漁船，在潮水的翻騰下，搖來晃去的，像一群秋千上嬉戲的孩童。
不知過了多久，眼前整齊的道路，沒了路標。一塊紀念碑式的石柱挺立在路邊，一座面海的宮廟守護著附近的村莊。繼續前行，崇武鎮總算到了。出口指示牌的大紅箭頭邊寫著：解放軍烈士廟（天下第一廟）。
原來剛才錯過的宮廟，竟是傳說中的“二十七位烈士廟”。這座沿海鄉村常見的地方宮廟，供奉的守護神竟然是二十七位身穿解放軍服，後背鋼槍的戰士，端坐殿堂，享受著村民們永久的香火。
這些烈士為什麼會被供奉在這裡呢？新立的紀念碑上，受海風的侵蝕，又模糊不清了。從斑駁的字裡行間，依稀能辨出大體的內容。原來這些戰士在1949年解放崇武的戰鬥中，在西沙這個村莊英勇犧牲。村裡的老阿婆們幫忙收殮，有感這些年輕的生命，客死他鄉。便聯合幾位村民，在他們犧牲的地方建了這座廟宇，至今香火不斷，成為一大奇觀，被譽之為解放軍烈士的“天下第一廟”。修建沿海大通道時，劃入拆遷範圍，由於村民們的“執著”才保留了下來。
走近這座經歷了五十七個春秋的廟宇，對於修建和守護這座宮廟的人們，我肅然起敬。村民們質樸的情感，也讓這些為了革命理想、為了新中國的年輕人多少有些欣慰。比起那些只有“重大節日”才被記起的金碧輝煌的紀念館、高高聳立的紀念碑溫暖多了！實在多了！
飛鳳寺
這次到惠安的另一目的，是為了尋訪“塵封”已久的“惠安暴動”遺址。從搜集的資料獲悉，1930年9月14日，福建中國工農紅軍獨立一師二團，曾經在山霞鎮後洋村集結，召開了軍事會議，具體部署了“惠安暴動”的軍事作戰方案。
現在留存這段歷史的遺跡，只有位於山霞鎮後洋村的軍事會議舊址。當我沿著“惠崇公路”來到（往惠安縣城方向六公裡）後洋村時，沒有任何的標識。詢問了路邊的老媼和附近學校的師生，均不清楚有什麼“惠安暴動”和“福建紅軍”曾在這一帶活動過。有人建議我到村支書家去問問，據說村裡正在裝修的、最漂亮的五層樓，就是他家的。
富麗堂皇的新居裡，也不能尋訪到這位“大人”。帶著些許失望的我，不死心地在村中瞎逛，反正這裡多少也曾經走過革命先烈們的身影，希望能有些“蛛絲馬跡”出現。剛巧遇到一位送孫女上學的老伯，我不抱希望地問起了這段歷史。上了年紀的他居然能清楚地記起當年鬧革命的地方，在他熱心的指點下，我終於找到了位於村委會後面山上的飛鳳寺。
飛鳳寺是村裡唯一的寺廟，據說始建於清代，坐北朝南。由山門、兩廂、大殿組成。大殿面闊、進深各三間，屬於硬山頂、抬梁式木結構的廟宇，其中兩座廂房是新近的建築。這裡就是那場載入革命史冊的策源地之一，寺旁一塊傾倒地下的石碑記述著那段歷史：
1929年的“八一南昌起義”，掀開了中國共產黨武裝鬥爭的序幕。1930年的7月，福建省委書記羅明來惠安進行武裝暴動的准備工作。在湖埭頭村召開了泉州特委和惠安縣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陳平山、藍飛鳳、藍飛鶴、林權民、陳琨等共同領導暴動。並成立了“福建紅軍惠安暴動總指揮部”和“福建紅軍獨立第一師”（下轄2個團），陳平山任總指揮和第一團團長兼政委；藍飛鶴為第二團團長、陳琨為政委，合計1000余人。同時由陳興佳、陳冬水和陳琨三人組成惠安縣蘇維埃籌備委員會。
1930年9月14日晚，紅二團在後洋集結，召開了著名的軍事會議。15日凌晨紅一團首先在惠北打響了暴動的第一槍，在陳平山的率領下，迅速地包圍了“惠楓車站”（地霸陳速生的老巢），一時久攻不下，遭到有力的反擊，挫傷了銳氣，紅一團只好退守泗洲、洪厝坑一帶；16日早藍飛鶴、陳琨率領的紅二團，因為准備充分，在惠東一舉攻克民團堡壘，擊斃了民團團總陳鳴周、土豪陳奕昭，鎮壓了了前林村的地主林孝純、林亮川。先後成立了五陳鄉和湖埭頭村的蘇維埃政府。18日下午紅二團進駐嶼頭村，准備和紅一團合攻縣城。19日凌晨，國民黨的海軍陸戰隊在林壽國的帶領下和民團約1000多人，分三路包圍了紅二團。雙方在嶼頭山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紅二團政委陳琨、營長曾賚弼在戰鬥中犧牲，團長藍飛鶴在突圍中被俘，9月26日被殺害於惠安縣城東門外的馬山。10月16日林權民在惠東被捕，受盡酷刑，壯烈犧牲，隨後陳平山也在惠北遭敵槍殺。
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暴動”雖然失敗了，但是革命的種子依然在這一帶生根發芽。不久省委恢復和建立了在惠安的黨組織和地方武裝，在普安的打銀店裡設立了地下交通站；在惠北開辟了以三朱為中心的革命游擊根據地。
解放後的泉州市長王今生，就是那時參加暴動幸存的革命火種。現年91年高齡的他，在接受采訪時還能清晰地吟頌出藍飛鶴就義時的詩句：
橫胸鐵血掃難開，浩劫推磨志不灰。滿地銅駝荊棘變，游魂應逐戰旗來。
梅嶺村
一
梅嶺村位於惠安縣洛陽鎮的西北處，與洛江區的雙陽、河市隔山相鄰。是一處革命老區村，也是泉州前往省城的古驛道的必經之路。南宋時期的朱熹曾經路過這裡，發現此村形如五瓣梅花，真乃風水寶地。他對身邊的人說，此乃風水寶地也，後必出異人。遂刻石於山壁。
直到清朝末年，果然出了一位進士陳金城。如今陳金城的故居，被列為惠安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假如你有從國道324線惠安段經過，一塊路牌醒目地寫著：歷史名人：陳金城故居。這幾年牌上多了一行小字：陳伯達故居。總算把他歸類為：歷史名人，對於在現代革命史上曾經有過影響的老人，多少是一種安慰，何況他已“魂歸故裡”。
陳伯達何許人也？隨著時間的流逝，曾經“叱吒風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能記住他的除了上了年紀的人外，對於年青人來說，已經是“過眼雲煙”的陌生。
我最早聽說陳伯達，是在小時候。那位曾經到北京陳伯達家當保姆的（泉州制藥廠）女工，因陳伯達“事敗”而被遣送回來，一時“滿城風雨”。我從此知道陳伯達是個和劉少奇一樣，反對毛主席的“壞人”，盡管他也曾經有過“豐功偉績”。
再次有關陳伯達的消息是1989年的9月間，在報紙的一角有關他去世的報道。此時對於陳伯達此人，開始有了一些實質的了解。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集團一起建議設立國家主席，而遭到批判（國家主席一職，自從劉少奇被打倒後，就一直空缺，引起各個集團的覬覦），從此結束了他一生巔峰的政治生涯。爾後因為1971年的“913林彪叛逃”事件，又被逮捕關押。1980年在最高法院的特別法庭上，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被判處了18年的有期徒刑。
陳伯達從此被“蓋棺定論”了，而對於他以前的“豐功偉績”再也無人提及。連他的家鄉也不願觸及，世人也只知道他是惠安人（作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少有些悲哀，卻比劉少奇幸運多啦）。
對陳伯達而言，真是“成也‘文革’、敗也‘文革’”。
二
從泉州市區往東，沿著國道324線跨過洛陽江大橋，在杏田村頭有塊通往嶺頭的公路牌，向西前行，一條漳泉鐵路叉口橫亙的村子，就是革命老區－梅嶺村。
我來到村子的時候，天正下著綿綿不斷的細雨。一座破落的大院聳立在村頭，門前有座牌坊的遺跡。一塊石碑刻著：陳金城故居，惠安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走進堆滿地瓜藤的院落，寥寂的中堂，一張案幾供奉著陳金城的靈位，龕門上有“恩榮”二字，上方一條紅色的條幅寫著：紀念十四世祖、十七世祖陳公金城、伯達逝世143、16周年，原來陳金城就是陳伯達的祖父。
在右邊的一間廂房上方標著：陳伯達出生、童年的住房，如今他的骨灰也回到了這裡。管鑰匙的老大娘，還特意開門讓我去瞻仰一下這位革命老前輩的音容遺像，靈堂上的畫像最近換上了“崇武的影雕”，一副挽聯寫著：丹心為國日月昭，春秋帛潔身自清。廳堂邊的簡歷敘述著他的歷史：
陳伯達（1904年9月～1989年9月），原名健相，筆名：尚友、伯達。籍貫：福建省惠安縣。1927年前曾先後在集美師範學校、上海大學、廣州大學學習，1927年初參加北伐軍，任第一軍獨立第四師秘書和東路軍軍官學校教官。同年四月因掩護共產黨人而遭通緝，從而到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底回國後，1931年四月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1932年初在地下黨的營救下出獄，1933年在張家口參加了抗日同盟軍，1935年參加領導了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曾主編了《實話報》、《華北烽火》、《國防》、《人民之友》等救亡刊物。先後在天津法商學院、北平中國大學任教，1936年秋發起了文化界《新啟蒙運動》，宣傳抗日和民主，出版過文集《真理的追求》、《在文化陣線上》，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宣傳部長。1937年秋赴延安，曾在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曾任軍委副秘書長、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同時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在此期間他發表了《三民主義概論》、《評〔中國之命運〕》、《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著和《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墨子新論》、《近代中國地租概說》等學術論著，成為在中共黨內有影響的理論宣傳家之一。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屆二中全會遞補為中央委員。
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中科院副院長、國計委副主任、中宣部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總編輯，發表過《論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論中國革命》等論著，也是《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編輯者。1949年和1957年曾兩次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分別同斯大林、赫魯曉夫會談。中共八大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期間協助毛澤東起草過一些黨的重要文件。
文化大革命時期，經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提名，中共中央決定他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九屆一中全會繼續當選，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上，他因所謂贊成林彪的“天才論”和設立國家主席而受到批判，被停止一切職務。隨後全國展開“批陳整風”（即“批修整風”），1970年10月起即被關押。1973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被永遠開除黨籍。
望著這些凝固的字跡，我默默地鞠了一躬，走出院落，離開了這座“風水寶地”的村莊，雨漸漸地小了下來。回到泉州時，天空中出現了血紅的晚霞，尉然壯觀！
2006年11月22日探訪梅嶺村2006年11月24日尋訪烈士宮、飛鳳寺
2006年12月4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