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尷尬
到成都不到武侯祠，就好像登泰山不登玉皇頂、逛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一樣遺憾。毫無疑問，我是衝著諸葛亮的大名才游了一次武侯祠的。
許是我孤陋寡聞，到了武侯祠我才發現，那裡的建築三分之二是屬於劉備的，屬於諸葛亮的僅占三分之一還不到。
進入第一道大門，門楣上赫然寫著的是“漢昭烈廟”。步入院內，但見正殿中坐著的是大耳垂肩的劉備。東西兩廡各塑著龐統、簡雍、蔣琬及關、張、趙、馬諸文臣武將，仿佛蜀漢小朝廷再現。因為我的心思全在諸葛亮身上，所以草草轉了一圈，只在劉備像前駐足了片刻。心裡就想，此君當初若不是請出了諸葛亮，恐怕早就死在刀劍之下而填身溝壑。那樣的話，他倒不如老老實實地隱居鄉間，靠編織草鞋過活來得安穩些。
穿過劉備殿，走下數步台階，地勢突然低了許多，我抬頭便見低矮的門楣上懸著“武侯祠”一扁，大門兩側的對聯是“三顧頻繁天下計，一番晤對古今情”，乃董必武所書，字體猷勁，頗有氣勢。只是我見此門縮頭縮腦、低三下四地躲到劉備殿後面，竟無由地生出一種別別扭扭的感覺。
遙想在那漢末群雄紛爭的年代裡，諸葛亮未出茅廬便知道三分天下。在推不卻劉備的三顧之恩以後，他嘔心瀝血，幫助劉備取荊湘、下益州、定漢中，終成鼎足之勢。後來，他又扶佐“生兒不像賢”的庸主阿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此，千百年來，老百姓都把他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忠臣的典範。他的形像在老百姓心中早已超過了劉備。那麼，他的祠堂何以會局於劉備殿後角落裡，又為什麼以偏概全，把包括劉備墓、劉備殿在內的這一古建築群統稱為武侯祠呢？彙入人流，我又發現，狹小的武侯祠裡游人擦肩接踵，而寬大的劉備殿裡卻行人寥寥，心中又生出一種尷尬的心情，直到我從遙遠的西南回到東北的家鄉長春，心中也放懷不下。為了解開疑團，筆者一次次地查檢史書，尋覓成都武侯祠的興衰沿革，才發現，這一古建築的得名，是經歷了一次次痛苦的歷史抉擇。
現在成都武侯祠的地方，最早只是劉備的墓地。
據史料記載，公元223年4月，劉備在白帝城病逝。原因是因為拜把子兄弟關羽遇害，與孫權撕破臉皮，破壞即定的“聯吳抗曹”大計，不聽諸葛亮的勸阻，率傾國之師伐吳，最後兵敗而亡。5月，諸葛亮護其靈柩回到成都。8月，葬於惠陵。這惠陵就是今天成都武侯祠西側的劉備墓。按照古代禮法，帝王之陵要有廟。因此，劉備下葬之時就建了一廟。只是當所建之廟不大，僅供祭祀之用。正式名稱叫“惠陵祠”，人們習稱為“生主廟”或“先帝廟”。
劉備死後的第11年，即公元234年8月，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遵照他的遺囑，其遺體埋葬在定軍山下。諸葛亮的去世讓蜀中軍民萬分悲痛，人們紛紛要求為他建立祠堂。但在當時，除了帝王，人臣是沒有資格立祠的，朝廷就以“與禮不合”未予允許。朝廷不允許不要緊，老百姓還是要祭祀的。於是就出現了“軍民因時節私祭於阡陌”的局面。在雲南、貴州一帶，一些少數民族還把諸葛亮敬之為神，每每在荒山野嶺上焚香而祭。讓蜀漢朝廷難堪的是，這種“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現像持續了好多年，竟成了一種習俗。直至公元263年，蜀漢政權才接受向充、習隆的提議，在沔陽（今陝西勉縣）的定軍山諸葛亮墓旁建了一座小廟，讓那些崇拜他的人在裡面燒燒香，磕磕頭，聊寄情思。
成都出現武侯祠的時間大約是在西晉初的公元304年。當時中原司馬氏政權走向衰微，農民起義軍首領李雄占領成都，並很快割據四川稱王，史稱“成（漢）國”。農民起義軍自有農民起義軍的道理，他們不理會什麼君王、人臣。李雄出於攏絡蜀人之心更好地統治四川的考慮，本著崇人而不是崇君的思想，抬出備受蜀人景仰的諸葛亮，在成都城西的少城建了一座武侯祠。其故址在今成都市中心偏西的人民公園附近，現在還有一條叫“祠堂街”的地方即其遺址。至此，成都城裡終於有了諸葛亮的專祠，當地老百姓不必“巷祭”、“野祀”，可以大大方方地到祠堂裡燒香磕頭了。公元347年，東晉大司馬桓溫征蜀，蜀平，准備把成都的少城拆除。動工之時，桓溫見到了諸葛亮時期的一個小吏，是一個百余歲的老叟。他問道：“今人誰可與諸葛武侯相比？”老叟說：“丞相在日，人們並未覺其有異。待其死後，都覺得再也無人與之相比了。”桓溫聽罷很是感慨，於是在拆除少城時，單單留下武侯祠以示對諸葛亮的尊崇。
傳到南北朝，據說有一天，齊高帝蕭道成夢見益州（今成都）有天子儀仗。他本是篡宋稱帝的亂臣賊子，雙手沾滿了宋室族人的鮮血，自覺心中有鬼。於是，他命令益州刺史傅覃把劉備的廟擴建，弄成天子宮闕的模樣，以迎合夢境，不使益州再出天子。這樣，劉備的小廟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寬大的殿堂回廊，金碧輝煌的君臣塑像。
傅覃擴建的劉備廟在其墓的東側，左右兩廡配祀有諸葛亮、龐統及關、張等人的塑像。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後來人們不滿意了，認為是諸葛亮幫助劉備創成帝業，他的地位豈能與關、張等武夫們並列？不久，就在劉備殿的後側越制建了一座諸葛亮的專祠，它的規模當然要比劉備殿小得多。至此，便形成了劉備墓、劉備殿、武侯祠三者合一的建築群，時間大約是在隋朝初年。
武侯祠的加入使劉備廟一帶游人大增。到了唐代，它居然成了一處天下聞名的游覽勝地。杜甫《古柏行》“先主武侯同秘宮”，李商隱《武侯祠古柏》“蜀相階前柏，龍蛇捧秘宮。蔭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等詩句，真實地描述了武侯祠位於劉備廟後、劉備墓東的位置。
唐代是一個詩人輩出的年代，而詩人的大腦又像兒童那樣天真，不受什麼君王人臣規矩的約束。他們在游覽劉備廟的時候，偏偏置劉備這個帝王而不顧，專門歌詠諸葛亮。他們在詩裡緬懷諸葛亮的業績，贊揚他的智慧和才華，痛悼他的英年早逝，甚至惋惜他遇到了只講哥們義氣，不顧國家大計的劉備，以及昏庸無能的阿鬥。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武侯祠雖小，卻因此名聲大震；劉備廟雖大，卻黯然無光。
特別是到唐元和四年（809年），進士出身的武元衡到成都任節度使。這位頗有文化氣的官僚在游覽了劉備廟、武侯祠後，很是推崇諸葛亮，居然也不拍劉備的馬屁。他請自己府中的才子裴度（後來成為30年宰相）為武侯祠撰寫了一篇文辭華美的碑文，又請大書法家柳公綽（柳公權之兄）命筆書寫，令名匠人魯建刻石，立了一通《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因此碑文好字好刻得好，所以後人稱之為“三絕碑”。至今，這通三尺多寬、一丈多高的大碑仍立在祠內供游人觀瞻。
大約就是從那時起，從老百姓到文人雅士，以至於達官貴人，都習慣把包括劉備墓、劉備殿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建築統稱為“武侯祠”，而不稱為“惠陵祠”或“先主廟”了。
宋元兩代對武侯祠進行了多次修繕，但格局沒有多大變化，仍是君臣合一的建築。不過，這其間有一則民間傳說很有趣，本文錄出以饗讀者：
北宋初年有一位叫曹彬的都監到武侯祠閑逛，他見諸葛亮羽扇綸巾端坐在那
裡很不以為然，便叫道：“來人，把這殿宇給我拆了！”左右不解地問：“諸葛丞相
一世忠貞，鞠躬盡瘁，人人敬仰，都監為何要……”曹彬呵斥道：“諸葛亮遠非爾等
所言之神人。劉備死後，他身為相父，一不能戰勝曹魏，統一漢室；二不能知人善
任，以至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三不能解除百姓戰亂之苦，六出祁山，勞而無
功，最終被曹魏所滅。像他這樣，死後還配享受這樣隆重的祭祀嗎？姑念他忠心耿
耿為漢室，能給他留下一處奉香火的地方就行了嘛！武侯祠應該立刻……”他那
“拆除”二字還來有及出口，突然轟隆一聲巨響，中殿塌了下來，瓦礫中露出一塊
石碑，上書十個大字：測我心腹事，唯有宋曹彬。字體清晰，好像剛寫上一樣。曹
彬一看此景，嚇得趕緊跪地叩頭不止，討饒說：“諸葛公，聖人也！有此自知之明，
也當萬人敬仰。”於是他趕緊召集匠人，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民間傳說雖然荒誕，但它起碼表達了老百姓崇拜諸葛亮的願望，武侯祠仍然我行我素地屹立在那裡。
明朝年間，朱元璋封他的兒子朱椿為蜀王治鎮成都。朱椿是皇帝的兒子，自然有皇帝兒子的一套理論。一次他游武侯祠，看到紛至沓來的人們都去祭拜諸葛亮而把劉備冷落起來，心裡著實不滿。於是，他以“武侯祠逼近先主廟於禮不合”為借口，強令廢除武侯祠，命匠人把諸葛亮殿和劉備殿連成兩進院落，正殿只立劉備像，統稱為“先主廟”。只是在兩廡立文臣武將像時，諸葛亮不能不立。便在東廡立了諸葛亮像，西廡立了關、張等人。在朱椿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君尊臣卑的禮制。可老百姓並不買賬，他們仍把改建後的先主廟稱為武侯祠，並且專祭東廡的諸葛亮，香火鼎盛，異於常時。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川巡撫王蘗谷見到人們祭祀諸葛亮十分逛熱，就奉請蜀王說：“侯（諸葛亮）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懇請再為諸葛亮建專祠。蜀王一想也是，只好允其所請，但卻另選一地，在浣花溪畔的梵安寺旁又建了一座武侯祠，其遺址在今杜甫草堂附近。這樣，成都就先後出現了三個武侯祠。可惜到了明末，由於戰亂頻繁，武侯祠及劉備廟都毀於戰火，所有的地面建築全部蕩然無存，只有埋在地下的劉備孤墳留了下來，而且還多次被盜。
大清兵入關建立了滿清王朝。少數民族入主華夏，多少淡化了傳統的君臣遺規。四川巡撫頗能正視下情，委任宋可發等人，本著君臣並重的原則，在劉備廟的廢墟上重新建起了一處兩殿兩進的廟宇，即前殿為昭烈殿，後殿為孔明殿，恢復了明以前的面貌，亦即今天的格局。
此廟恢復不久，老百姓又都去祭祀諸葛亮而冷落劉備，並習呼武侯祠不名昭烈廟。結果又有人提出異議，要恢復昭烈廟之名而廢掉孔明殿，但終因“蜀人之口習武侯”而作罷。就這樣，劉備墓、劉備廟、武侯祠，這樣三位一體的建築群，便被頑強地統統稱為武侯祠一直叫了千年之久而延續到今天。
行文到此，讀者恐怕也會和我一樣產生一種尷尬的心理。這是歷史的尷尬還是人為的尷尬？其實，這種尷尬的事情歷史上很多，現實就更多了，並且現實也將成為歷史。
筆者在某媒體上看到一則消息說，某藝術家雕塑了一尊很出名的塑像，為雕像剪彩時，組委會卻忘了（未必是忘）請這位藝術家蒞臨。後來，在藝術家的抗議下，才勉強發了一張請貼。但在剪彩時，名正言順地是政府要員和腰纏萬貫的經理們唱主角，在電視報紙上大出風頭，雕像的創作者卻被冷落在一邊。初看起來，這實在是藝術家的尷尬，繼而一想卻另是一碼事。因為時光無情，它會像淘沙的波濤一樣，泥沙必將淘去，真金總會放光。多少年後，藝術家的名字將會和他的作品流傳後世，可當初大出風頭的政府要員、腰纏萬貫的經理們必然要被人們忘得一干二淨，難道這不是尷尬得不能再尷尬的事情嗎？由此，我設想，當初剪彩時，官員莫不如將手裡的剪子交給藝術家，自己只在旁邊鼓鼓掌或干脆不去露面，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勤政愛民上。這樣一來，藝術家不尷尬，官員也不尷尬。說不准這位官員躬身為民，清正廉潔，死後能像焦裕祿、孔繁森那樣，老百姓為他豎碑立傳，甚至建個紀念館也未可知。由此我又想到，許多大人物們死後都想留名百世，過去講究修墳立碑建祠堂，時下講究出傳記拍電視等等。真要是名實相符、不會出什麼尷尬的事情來，搞一搞也未嘗不可。可要是名實不符，或是反差太大，像明代的魏忠賢那樣，生前就修了許多生祠，死後讓人扒得一干二淨，甚至連祖墳也讓老百姓給掘了，這豈是用“尷尬”一詞形容得了！
1983年，退居二線的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參觀武侯祠時，曾好奇地問祠內一位工作人員，人們為啥要叫“武侯祠”而不叫“昭烈廟”？工作人員回答說，人民是從對歷史貢獻的大小，而不是按地位的高低來衡量人的。這極普通的人極普通的話，是不是說出了極不普通的道理呢？